17年，那个稚嫩的苏北女孩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华丽转身。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三位农民工代表名单中，赫然有着她的名字——朱雪芹。

据统计，中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42亿人，已经占到全国13亿人口的18.6%。然而，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的2987名代表中，包括朱雪芹在内的农民工代表只有3人，仅仅占到0.1%。

18.6%背后的沉重，0.1%背后的孤单，载满的是整个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朴素梦想，经历的是整个中国农民工群体的艰难成长……

1995年1月，晚冬，苏北睢宁。

天刚亮，一位18岁女孩用羸弱的肩膀，决然地扛起那梱铺盖。像所有离开田野的姐妹们一样，塞进破旧蛇皮袋里的不仅是几件土气十足的衣衫，还有对外面世界的无限遐想。

在父母眷恋的目光中，女孩渐行渐远，脚步匆忙而坚定，直到清瘦的背影消失在远方。未来的路究竟怎样，她甚至想像不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她正在融入的是一个影响并改变整个中国的群体——农民工。

……

2012年3月，早春。

一位35岁的全国人大代表发髻高挽，踏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不疾不徐。这座浓缩着中国民主政治变迁的辉煌建筑，每年3月都会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

17年，那个稚嫩的苏北女孩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华丽转身。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三位农民工代表名单中，赫然有着她的名字——朱雪芹。

5年，5次人大会议，53天会期。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落幕，意味着朱雪芹即将完成自己的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任期。

依照官方的权威数据，2010年中国的农民工总数达到2.42亿人，已经占到全国13亿人口的18.6%。然而，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的2987名代表中，包括朱雪芹在内的农民工代表只有3人，仅仅占到0.1%。

18.6%背后的沉重，0.1%背后的孤单，载满的是整个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朴素梦想，经历的是整个中国农民工群体的艰难成长。

离开人民大会堂的一刹那，对朱雪芹来说，53天的沉重和孤单，就此结束。

但是，人生的辉煌，庄严的使命，或许仍将继续。明年3月的北京，朱雪芹是否可以继续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等待着万千选民的选择。

离乡别土：

从农民到农民工

地处三省交界的这个苏北清贫小村庄，三分薄地的收成，已不能养活一家姐弟四人。读书上学，成为奢侈。那些决定人生命运的纠结时刻，在朱雪芹今天的回忆中，描述得却是如此简单。

“父母劝二姐辍学，二姐不高兴。我想了想，觉得反正得有一个人回去帮家里，既然辍学让姐姐那么不开心，就我来吧。”

1994年，没有悲情的抓阄情节，还未成人的朱雪芹就这样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对于辍学的女儿，父母的希望很简单，帮着做做家务，一来省点上学的开支，二来帮忙干点活儿，仅此而已。那个时候，因为营养不好，朱雪芹又瘦又黑，个头还不到1.6米。

可是，朱雪芹心里有自己的主意，不想就这样在家待下去。她想，自己学习成绩不错，是因为家里穷才选择辍学。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为家里多挣点钱呢？

听说有人办缝纫培训班，朱雪芹跑去学了几个月。再后来，听说有人介绍去上海的一家纺织企业打工，身边的小姐妹嚷嚷着要去，雪芹也开始动心了。

“爸妈，我想去上海打工！”这是商量还是决定呢？朱雪芹就那样对父母讲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父母死活不答应。

“你还那么小，跑出去打工，我们不舍得呀！”尽管不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那份疼爱女儿的心情，天下的父母没有差别。

好几天，坚决否定与试图说服，父母与女儿之间的“较量”，纠缠着一份对家庭深沉的责任与爱。然而，在年轻的小姑娘内心深处，又如何压抑得住对外面世界的好奇？

1991年，讲述农民工成长的电视剧《外来妹》风靡全国。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成为雪芹当时最喜欢唱的歌。女主人公赵小云，似乎在向她挥手。

最后的时间到了。明天早上，那辆大巴车会准时开到村口，把打工妹们送到工业化时代机器轰鸣的厂房。

一夜长谈，朱雪芹想尽了理由，最后甩出硬邦邦的一句话——“你们同意我也去，不同意我也去”，让父母一下子愣在那里。接下来，父亲开始叮嘱女儿，母亲默默地将200元钱缝进了女儿的内衣。

天亮了，该启程了。

爸爸又翻出100元钱，急忙塞给女儿，“拿着，这个路上用。那200元钱轻易不要动，万一过不下去了，就用那钱打张车票回家来！”

雪芹点头，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朱雪芹，如果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是去要饭，也不能就这样回家来。

18岁，女孩像扛起自己的命运一样，扛起了那捆蛇皮口袋，踏上开往大上海的大巴车，摇晃着，颠簸着，驶向自己未知的未来。

这样的一幕，在彼时中国大地随处上演。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浪渐次袭来，一批一批农民离乡别土，以游移的状态，开始了城乡之间漫长的流动生涯。至今，这样的脚步仍未停止。

步入人民大会堂：

代表亿万工友

2008年3月，镁光灯闪耀。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两会新闻发布大厅。

朱雪芹和其他9名基层代表，一同坐在200名中外记者面前。

这一年，朱雪芹、康厚明、胡小燕，三位农民工代表，肩负着身后2亿人的责任，登上中国最高政治舞台。

13年前，离家时的那个女孩，给她天大的想象力，也不可能设想今天的这一幕。

如潮般的问题袭来——

工人日报记者：请问，与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农民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朱雪芹：“我们农民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福利待遇问题，这是最切身的利益。另外还有子女上学的问题。”

中国广播电视记者：请问朱雪芹代表，您想转为上海市户口吗？

朱雪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在全国农民工有两个亿这样一个庞大队伍的情况下，我们国家会一步一步落实，但需要时间。

法国记者：朱雪芹代表，您是一位母亲，我想问一下，农民工的孩子是在老家上学，还是可以在大城市农民工子女学校上学？您对全体农民工子女的未来怎么看待？

朱雪芹：要看孩子的天赋，如果孩子压根儿就不想上学的话，即使把他们送到清华或者复旦，他们还是没有前途。如果孩子想学，有这方面的意向，我会尽自己的努力，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去。

……

身穿桃红色西服套装的朱雪芹，在台上一片黑灰色中，显得格外引人瞩目。会后，媒体给予她的评价词是：自信、从容和美丽。

“你不像我们印象中的农民工！”有记者这样对朱雪芹说。

朱雪芹立刻反驳，“农民工也有追求美丽的权利啊！”

是的，第一次进北京出席人代会，朱雪芹的确做了细心准备。

第一天是预备会，朱雪芹精心挑选了一套灰色套装。阳光下，灰色质地中隐隐闪现金色丝线，含蓄地表达着“一年级新生”代表报到时的喜悦。

第二天，大会正式开幕，朱雪芹选择红色的套装，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被媒体围得走不动路，最后还是被4名警卫强行拉拽“解救”出来落座会场。

除了精心准备的服装，朱雪芹还用心准备了自己的第一份议案。

这样一份来自农民工代表的议案，使得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再只是徘徊在社会底层的自言自语。对朱雪芹、康厚明、胡小燕这三位农民工代表来说，在这之后的5年共计53天会期中，他们将竭力向外界表达这个群体的主张、观点、利益与希望。“我们珍惜每一次说话的机会，毕竟太少了。”朱雪芹说。

1979年，一位农民进城了，他和城市的关系只有脚上那双回力牌白球鞋。

30年后，一个国家开始正视这一群体的存在。他们与城市的关系，已经不仅仅在于服装，他们还有更具体的诉求。

勤勉劳动：

从农民工到工人

命运是什么？朱雪芹并不知道。

命运对于这个苏北乡下女孩来说，曾经就是这千万农民工相似的轨迹。

1998年，朱雪芹来到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缝纫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制作西裤，而她的工作是为裤子上裤腰。

工作后的第一个月，朱雪芹挣到了350元工资，自己只留了50元钱，剩下的全部寄回了老家。她想告诉爸爸妈妈，雪芹长大了，可以供弟弟上学了。可50元钱的生活费，无论如何都是不够。

当时，公司每天只管一顿午饭。另外两餐，朱雪芹根本不舍得花钱去买。

“公司宿舍是不准用电炉子之类的，我就发明用保温瓶焖挂面，或者焖白粥吃。”多年后，雪芹回忆起那个味道，烙在记忆中却又不愿想起它。“实际上，面和米根本就不可能焖得熟，只是焖软了，里面还夹心着呢！”

这样的生活，普通得无法再普通。在全国成千上万个工厂车间里，朱雪芹像这个时代里所有的农民工一样，忍受着重复劳动的枯燥，忍受着农民工头上必须承受的不公甚至歧视，在城市一隅被忽视却顽强地生活着。

参与到工业化大潮中的农民，不被看做是真正的工人。他们生活在城市中，却只是一个城市的影子人。

“是没有办法去较真的。因为你要生存，就只能好好地做好手里的工作。”朱雪芹说，“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农民工境遇都一样，没人知道何时会改变，如何改变。”

2012年，当朱雪芹再回首自己的来路时才发现，改变，有时可能就在认真对待一份工作的执著里。

1998年到2008年，朱雪芹上西服裤腰的速度赶超师傅；被公司派往日本研修期间，学会了日语；2001年，选择回到上海后，带领工班对流水工序做大幅度改革，半年后整条流水线的利润提高了30%，员工平均工资也提高了30%……

一个一个和朱雪芹一样的农民工，在快速奔跑的工业浪潮中，以点滴劳动汇聚出的群体价值，成为社会巨大的财富。这个被称为“农民工”的群体，已经无法令人漠视他们的真实存在。

当国家总理帮助养猪农妇讨薪后，如何善待这一长期被忽视的群体，成为一道被反复考量的命题。当一个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无法回避，如何给予这个群体平等的国民待遇，成为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改变。

不可否认，这个国家正在一点点正视像朱雪芹这样的农民工群体的真正价值和他们的生活理想。曾经给予工人阶级的一切荣誉，在农民工面前平等地敞开了大门。

2006年，朱雪芹领导的班组被评为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

改变，就这样来临。2008年，朱雪芹的命运轮盘，驶入谁都无法预知的一页。

幸运当选：

踏上最高政治舞台

2008年1月的一天，朱雪芹在家吃晚饭时，忽然上海卫视新闻节目中，一则入选当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引起了丈夫的注意。朱雪芹，三个字赫然在列。

“其实，当时没什么感觉的，因为觉得那肯定不是我，一定是和我同名同姓的人。”朱雪芹回忆当时的情景。

几分钟后，区工会一位领导打来电话，恭喜朱雪芹，这时她才恍然明白，自己真的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

“我的朱姓因为笔画少，名单按照姓氏笔画排序，所以我比较靠前，在第15位。”朱雪芹还是在看回放时，才又一次确认。

然而，短暂的兴奋之后，朱雪芹便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中。作为上海唯一一位农民工代表，朱雪芹要为身后400万上海农民工、甚至要为全国2亿多农民工代言，这份巨大责任带来的压力，让朱雪芹失眠了。

“那一个多月，我天天失眠，怕对不起这份责任啊！”

为了对得起这份责任，朱雪芹马不停蹄地开始调研。她走进建筑工地，走进餐馆，和像她一样的农民工座谈，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了使调研数据更有权威性，她还走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最后，一份“关于建立餐饮、建筑业保障金的议案”带上全国两会。

朱雪芹至今都清晰地记得，临行前，身边的姐妹自发购买了一支录音笔送给她。“把总理的声音录下来放给我们听！”

从北京回到上海的那天，朱雪芹没有回家，而是直奔上海工人文化宫。这里，聚集了200多名农民工，他们像10多天前送她一样，又一次欢聚在这里，等待朱雪芹把两会的声音“放”给他们听。

尽管已经是第二次听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了，尽管朱雪芹已经很熟悉那份报告中，有关“农民工”的内容出现过8次，但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大大的会堂中一起再次倾听，那份激动，与当时坐在人民大会堂一层12排24号的感觉又完全不同。听到高兴处，人们欢呼，朱雪芹跟着欢呼，有人鼓掌，朱雪芹跟着鼓掌。那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共鸣感。

几天前，被闪光灯包围，被媒体记者围堵的场面，再次闪回。

5年的53天：

沉重的责任

2012年3月，朱雪芹第五次进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这之前，朱雪芹和另外两位农民工代表曾电话沟通过。

“我们会在两会前几个月简单通报一下彼此的建议内容，避免话题重复。”3月12日，在上海代表团驻地，记者再次见到朱雪芹，“我们三个人都非常珍惜每一次开会的11天时间，希望通过我们，能够将那么多农民工的真实想法、利益诉求，尽可能多地表达出来。话题重复就浪费机会了。”

事实上，对于这三位农民工代表来说，这份特殊的机缘，让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朱雪芹记得，2008年三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媒体的节目中。这之后，日常生活中，当看到一些与农民工有关的现象时，他们三个都会相互了解一下背景。

“2009年快开两会之前，我从媒体上得知深圳那边出现了退保潮，就打电话给胡小燕，问她是什么原因，人数有多少等。”这一年，朱雪芹面对媒体时，有关农民工社保问题她侃侃而谈。

5年来，朱雪芹共向大会提交了12份建议、1份议案。

“所有内容全部与农民工有关。”朱雪芹肯定地说。

对于建议的调研过程，朱雪芹肚子里装着好多故事。

“第一次去一家工厂调研，我就直接上门，对着工厂门卫说，‘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希望调研一个题目，请帮我联系一下工厂负责人’。”朱雪芹回忆，厂方赶紧组织了几十个农民工，工厂负责人也在座，农民工们一时也不知道要向眼前这位“全国人大代表”表达什么，那气氛，双方都有点尴尬。

那次之后，朱雪芹说自己学聪明了。暗访比明访，更能了解掌握真实情况。

在餐馆吃饭时，她会和服务员寒暄闲聊，一来二去次数多了，这个群体的真实状况便摸清了。

在医院住院时，她留意身边的社工，打听打听他们的收入、工作内容、福利待遇，没几天，这个群体的困难和最希望解决的问题，便在朱雪芹心里有数了。

“我现在，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人说话是不是真诚。”朱雪芹笑说，调研次数多了，经历丰富了，只要看那人的眼睛就能辨别伪善。“这是人大代表的‘业务素质’，必须的。”

2009年2月，“朱雪芹工作室” 在上海市普陀区总工会的帮助下创立。每个月第一周的周四下午，朱雪芹准时接待来访。她不一定能切实地帮助到农民工的具体问题，但她的真诚至少可以帮助求助者缓解情绪。

“我们工作室与华东师大结对子，他们的志愿者为我们提供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咨询帮助。市总工会和区总工会，以及劳动保障部门、妇联，还会提供资金帮助。这个工作室，不仅是我了解民情、倾听民意的平台，更是为农民工提供岗位信息、职业指导和法律咨询服务的朋友。”朱雪芹为工作室更好地服务农民工想了不少点子。

2010年9月，刚刚拿到工商管理专科学历的朱雪芹，又开始进行工商管理本科学历的攻读。

“只有不断地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我才能更好地为我们农民工这个群体代言。”

学习履职渗透在生活的每个细节里。

“我们家的电视，基本都放在新闻频道。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我不能不知道啊，不然怎么履职。”朱雪芹讲了一个细节：“我5岁半大的儿子，现在不光对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职务烂熟于心，就连上海市的领导，都清楚得要命。”

仔细算算，朱雪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5年，刚好伴随着儿子的童年成长。狗年出生的儿子“狗狗”，对妈妈的很多事情充满了好奇。来自儿子的一个接一个“为什么”，一直问到朱雪芹实在无法回答。

显然，儿子已经逐渐明白，自己妈妈所做的事情，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今年开会时，狗狗从电视上看到妈妈帮助别人讨薪，被拒门外，他对妈妈说，“你是好人，我以后也要当人大代表，帮助别人”。

5年来，最让朱雪芹自豪的是，第一年来参会，团组会议时面对国家领导人，她第一个发言，居然没有事先写好的稿子，洋洋洒洒地说了10分钟。“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写，心想，反正是说自己看到的事情，真实最重要。”朱雪芹说。

那之后，每年两会，朱雪芹都会抓住一切机会“说话”。

“前几天，一家媒体采访我之后，都半夜1点半了，打来电话说，实在抱歉，有一个细节需要核实。我觉得这没什么，选你来当代表，一年就这11天，能够通过媒体放大我们这三个农民工代表的声音，那也是我们的责任。”

2010年，就对选举法的意见建议，朱雪芹当仁不让地争取了重点发言的机会，强烈呼吁提高农民工代表的人数。

“2008年全国农民工2.1亿，最新的数字是2.42亿，只有我们三个人代表这么多人，平均每个人代表8000万人利益，太少了。”朱雪芹说。

今年两会，大会针对下一届代表产生的方式和名额比例的说明中明确表示，将加大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基层代表的比例。然而，针对这一改变，也有人提出质疑，对基层代表的履职能力表示怀疑。

面对这样的言论，朱雪芹立刻反驳道：我认为，对人大代表来说，责任比能力更重要。

这样直率地亮明自己观点的情况，对朱雪芹来说，已经成为代表生涯中最平常的一幕。曾经，面对企业界代表发出“劳动合同法加重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呼吁宽容执行”的声音时，朱雪芹毫不退缩地回击：“如果换位思考，你们的兄弟姐妹在忍受了高强度的工作同时，却只换回低廉的收入和没有保障的生活，你们愿意吗？”

这样的激辩，作为民主生活中的一部分，朱雪芹已经相当熟悉。“每个代表为自己的利益群体代言，这很正常。同样，我作为农民工代表，为自己的群体说话，没什么好谦让的。”

结合自己的履职经验，朱雪芹再次回击那些对基层代表履职效果抱有怀疑态度的人。“能力问题，可以重视但不必放大。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代表，都可以通过学习很好地为自己的阶层代言，完成自己的使命。”

2012：

未完，待续……

又是一年早春时节。

3月14日，北京，阳光明媚，天空澄远。

再次坐在早已不陌生的人民大会堂里，朱雪芹淡定了许多，但此时，在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的闭幕大会上，这个农民工代表的内心多了一份复杂的情绪。她相信，此时，对康厚明和胡小燕来说，心情想必和自己一样的繁复。

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以代表的身份，坐在中国最高政治舞台。

从2008年的紧张躲避媒体，到2012年对很多问题都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朱雪芹，从农民工到全国人大代表的蜕变，悄然完成。

5年，53天会期，每一次发言、建议，浓缩着朱雪芹17年的人生诉求和美好愿景，那也是她身后上亿农民工的言说。

此前两天的那次深度采访中，面对是否能够连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话题，朱雪芹显得相当坦然。

“其实，相比于第一年来参加两会，今年像《工人日报》这样深入采访我的媒体，还是第一个。我倒认为，这是一个好信号。当人们不再把我们三个看作是代表中的另类和异类，可能恰恰说明了，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看法，发生了不同的改变。”

一位资深媒体人评价，相较于身后2.42亿农民工，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三位农民工，5年履职带着一份孤单和沉重。

今天，包括朱雪芹在内的这三位代表，将卸下身上的这份沉重。而来年3月，当农民工代表的人数增加，过去5年，他们三个人的孤单，将被新一届农民工代表集体所冲淡。

“那是我乐见的，尽管那时候，我或许在上海旁观，但并不会觉得，国家的一切与自己无关。”朱雪芹说。

的确，在这个国家里，有关2.42亿农民工的改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