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8日电（记者郑莉 赵永智 张锐）“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指导线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积极稳妥扩大工资集体协商覆盖范围……”来自全国政协工会界的委员们如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在2011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当“工资集体协商”被写入“十二五”规划时，心中的那份激动，因为这项保障职工体面劳动的制度被纳入了“顶层设计”。

一年后在两会上重逢，他们却发现，随着这一制度的深入推进，面临的形势也是“进步与曲折”并存。

在到各地调研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发现，相比三年前，工资集体协商的推进形势“已经非常好”，部分省、市甚至将这一制度列入了政绩考核指标。

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俊九也表示，自1994年《劳动法》明确提出集体协商以来，这项制度已经走过了18年历程。在工会组织的大力推动下，截至2011年底，全国工资集体合同覆盖职工超过了1.03亿人，“工会组织牵住了这个维护职工权益的‘牛鼻子’”。

据张鸣起委员介绍，目前，工资集体协商主要靠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全国工商联组成的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来推进，三方为此特别制订了“彩虹计划”。中华全国总工会还制订了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3年规划。

但张俊九委员和张鸣起委员也注意到，一些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对于建立工资集体协商积极性并不高，同时，相关制度建设滞后、人才缺乏、组织不健全、协商质量不高等，都制约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

“许多企业对工资集体协商有惰性，政府发话了，才跟职工谈一谈，工资才‘动一动’。”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李滨生在调研中发现，虽然各地掀起了“加薪潮”，但由于职工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涨起来的工资也没有跑过物价上涨的幅度，因此人们常常把工资集体协商与涨工资联系起来。

李滨生委员重申，工资集体协商是市场经济国家解决企业工资问题的一个通行做法。这一方式在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维护职工劳动报酬权、协调企业劳动关系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但涨不涨，涨多少，怎么涨，都要通过协商来决定，其依据是当地政府的工资指导线、企业的效益、通货膨胀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等。

“工资由职工代表或工会与企业协商决定，但并不是说‘一商就涨’。”张鸣起委员回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时，一些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通过与职工平等协商，摆明企业困难，反而赢得了职工的支持，职工主动降工资，与企业共克时艰。当企业效益好转后，再次通过协商，把职工的工资涨了回去，有的甚至比危机前还高。

“凡是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并真正发挥其作用的企业，无论是企业管理者、劳动者还是工会，对协商的结果都是比较满意的。”张鸣起委员自信地说。

【延伸阅读】

全总3年规划力推工资集体协商

2011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2011~2013年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规划》，将用3年时间，实现到2013年底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80%以上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基本实现已建工会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其中实现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全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推进步骤分为3个阶段：

——2011年底，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60%，其中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80%以上。

——2012年底，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70%，其中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90%以上。

——2013年底实现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80%，其中实现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全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工作重点：在产业集群、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和行业，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非公有制企业，采取灵活多样的要约形式和协商方法，对于效益较好的企业，重点就职工工资水平和增长幅度进行协商；对于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突出协商工资的按时足额支付；对于实行计件工资、计时工资以及综合计算工时制的企业，重点协商确定劳动定额、计件价格、工资标准；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因企而异，明确协商主体，重在建制。

主要措施：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强化集体协商代表和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建设，切实发挥产业工会作用，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和数据信息报送制度，参与和推动制定或修订与工资集体协商相关的法律法规，推动企业建立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制度。（郑莉 张锐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