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一个工人文化宫从城市的中心消失；

一个一个“职工之家”在建设的步伐下变脸。

这是很多地方正在上演或已成事实的哀伤。

然而，努力保持工会资产的存留，在杨丽那里却变成了一场坚守13年的“保卫战”。

故事里包裹着的智慧、较量、勇气、无奈、妥协的细节。无论曾经有过什么，那些存留着昆明人们记忆的场所，依然安好，甚至更令人期待……

2月的昆明，暖阳，午后。

路过东风广场时，杨丽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工人文化宫。

那座18层高的大楼，还在。只是，还有两个多月，这座承载了昆明人太多记忆的大楼，将用爆破的方式，粉碎于自己的舞台。

1982年，在昆明市中心最繁华的东风路，文化宫破土动工。4年后，18层高的工人文化宫建成并对外开放。

1986年的昆明人，第一次体验了电梯这种稀奇东西，尽管要排很长的队，但来文化宫坐电梯，还是成了当时最时髦的事。

这之后，面对孩子们开办的声乐、舞蹈、演奏等各种学习班，让这里成为昆明人寄托下一代梦想的地方。而门前的东风广场，也逐渐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免费场所。工人文化宫，就这样，慢慢地成为了昆明市的地标中心与文化中心。

不知不觉，近30年光阴流转，文化宫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让杨丽这个老工会欣慰的是，与许多地方文化宫大量消失的境遇不同，昆明市新的工人文化宫将在此之前竣工并正式投入使用。

“新的不建成，老的不拆除。这是我们保卫文化宫时，争取到的底线。”说这句话时，从昆明市总工会主席位置上退下来一年时间的杨丽，此时正坐在昆明市职工之家院子里“老工协”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当回忆起文化宫拆建的“历史”故事时，这位老工会面带倦容却依然敏锐、健谈。

“不单一个文化宫，整个工会资产流失是个大问题，搞不好，就是‘胡萝卜打马，一截一截地不在了’。”杨丽的比喻很生动。“我不夸张，到我退休，在我手上，昆明市工人文化宫、职工之家、工人疗养院前后经历了一场长达13年的工会资产‘保卫战’。”

对刚刚过去的那段工会资产“保卫战”的“硝烟烈火”，杨丽至今还魂牵梦萦。

“人家又不是无理取闹，她是依照《工会法》坚持原则，不能这样说。”

昆明市工人文化宫位置极好，位于市中心东风广场的南端，在昆明相当于天安门广场的位置，因为地段太好，商业价值太高，文化宫这块土地就一直被“惦记”。

“我奋斗了13年。”回首文化宫13年的“保卫战”史，杨丽嘘唏不已。

“在我当主席的16年间，文化宫多少次被动议要拆除，我都把它顶回去了。每一次，我都是赶紧去找领导，一个一个地找，告诉他们这是工会资产，受到《工会法》保护，未妥善处理，确保工会资产不流失之前，不能随便拆除。”

他们好多人认为杨丽太天真了，一位市领导对杨丽说：“国有资产都是国资委的，照你的说法，我们要动点工程都要报到中央国资委去？”

没法了，杨丽来到时任市长王文涛办公室，向王文涛解释求助，说着说着竟面对面嚎啕起来，弄得王文涛赶紧说：“大姐，你别哭，你这样哭，我难受啊。”

从1995年到2010年3月一直担任昆明市工人文化宫主任的高磊，有着一副高块头身架，他欣赏杨丽的坚韧，“当时只要她的态度暧昧一点，文化宫就保不住了。”

后来在“保先”教育中，有领导就认为杨丽在捍卫文化宫的过程中和市委“不保持一致，要做检查”。当然，也有“法律政策水准很高”的领导站出来为她说话：“人家又不是无理取闹，她是依照《工会法》坚持原则，不能这样说。”

以《工会法》为“护身符”，以全总、省总做坚强后盾，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杨丽说服了一个又一个有意拆除工人文化宫的企图。

2006年，是文化宫“保卫战”的艰难时段之一。

有一天，突然从报纸得知要定向爆破拆除文化宫。

这个消息令杨丽焦虑万分，她采取了几个措施，其中一个是请时任市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的张光华带着文化宫主任高磊、副主任吕禾等人出省考察，“从哈尔滨、大庆到海口，我们走访了8个大城市的文化宫，结果很沮丧。”高磊说，“无论抗争与否，没有一个有好结果。有个省会的文化宫也要拆，这个市的市总领导先还抵抗了一阵，后来市委组织部找他们领导班子成员‘谈话’，谈一个‘投降’一个。”

20多天后，当张光华、高磊他们带着一脸沮丧回到杨丽身边后，这种情绪对她多少有些影响。

另外一个措施是，杨丽叫高磊他们赶印《工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等市委开常委会时去堵市委常委，“我们在会议室外守着，他们一散会出门，我们就迎上去，每人发一套法律、法规给他们。”

高磊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无意中开辟了一个宣传《工会法》的好渠道，“真是把《工会法》强行宣传给他们了，以后他们开会研究工会问题，总会有人提到《工会法》。”当然这是后话，当时的情况是，“有一次，一个区里的领导来商议拆文化宫的事儿，我说这是工会资产，受《工会法》保护，他说，‘真奇怪，我第一次听说有这种法。’”

凶多吉少之下，高磊也不敢懈怠，他赶紧办理文化宫的土地证和房产证，又飞车到省总、“打飞的”到全总，火速办理了工会资产产权证，“后来他们看到我们拿出这些证，很惊讶，‘他们怎么会有产权证？’还有人说，‘把它吊销了。’”

“你们敢爆破，我就敢带着工会干部站在楼顶上，连我们一块炸了，我说得出来，做得出来。”

最艰难的时候，2006年“国庆”期间，杨丽来到医院向因肺癌住院的原市总老主席黄汉云请教，“主席啊，对不起您，文化宫怕是保不住了。”

话未说完，她一头扑在老主席病床上放声痛哭。

老主席劝她说，“有时候该退就退一步，你要保护你自己，我看连你自己都保不住了。”

黄汉云劝杨丽“保全”自己也是发自内心的。

想当年，公交公司司机被打，作为市总主席的黄汉云为维护工人权益拍案而起，最后把组织已经安排他作为市委常委“候选人”的事给整“黄”了。

杨丽对此记忆犹新。

除了老同志，很多关心杨丽的职工、朋友也劝她适可而止，“保下来的资产是公家的，影响的前程是你自己的，何苦呢。”但杨丽有“工会人”的本能执著，“我是主席，保护工会资产是我的立场啊，不然我怎么对得起广大职工，怎么对得起上级工会领导？”

“我感谢老主席的关爱，但听他这么一劝，我反而坚定了保卫文化宫的决心，不惜‘乌纱’了。”她说，“他可以为了维护工人权益丢‘乌纱’，我也可以为保住工人的学校和乐园不要‘乌纱’。”

折冲樽俎需要对等的实力，工会的弱势地位不言自明，实在没辙，杨丽最后只好“撒泼”：“我对他们说，你们敢爆破，我就敢带着工会干部站在楼顶上，连我们一块炸了，我说得出来，做得出来。”

看望重病中的黄汉云，哭诉文化宫“保卫战”的艰难，杨丽抱着感恩的心理。

黄汉云于1981年3月至1990年4月任市总第八届主席，“文革”前的工人文化宫被一夜之间炸毁拆除，改为“红太阳”广场，黄汉云出任市总主席时值改革开放发轫，通过他的努力，工人文化宫被确定在原址重建，于1986年底建成，为当时的云南第一高楼，胡耀邦同志为之题写了“昆明市工人文化宫”8个字。

“新文化宫建成后建筑面积达61029平方米，而老文化宫只有19858平方米，增加了三倍多。”

2008年初，又有人“惦记”上了文化宫所在的这个地块，硬顶不可能，昆明市的发展也需要有新的城市格局，杨丽这次采取“迂回”策略“保卫文化宫”。

当时昆明市新的行政中心已经建在远郊20多公里外的呈贡县，“有领导的意思是文化宫也建在那里。我说，你们公务员过去办公，不等于百万职工也能跟着搬过去，文化宫是职工的学校和乐园，不能远离职工。”

她坚持新文化宫可以易地重建，但位置必须在昆明市主城区市中心，于是她四处寻找，八方打听，跑了半个月。

有一天，她探听到原云南机床厂要搬迁，留下的厂址不仅面积大，而且位置也相当好，于是颇为属意这块地。当然，看上这块地的不仅是杨丽，好多房地产开发商也看中了。

杨丽立即找市领导反复做工作，最后，这块地被批给市总工会作为新的文化宫选址。

杨丽很欣喜，“新文化宫建成后建筑面积达61029平方米，而老文化宫只有19858平方米，增加了三倍多。”

在市领导主持召开的一次阵容宏大的全市“规委”会上，对新文化宫的建设，杨丽提出4条原则，“第一，必须在昆明主城区中心地段选新址；第二，先建后拆，即新文化宫建成投入使用后再拆除老文化宫；第三，实行‘交钥匙’工程，即市政府把新文化宫完全建好，交钥匙给工会；第四，一次性建好，工程不分一期、二期。”

她提出的二、三、四条是吸取他人教训的结果。

前述张光华、高磊、吕禾曾外出考察，看到邻省一省会城市的工人文化宫被市委、市政府“画个饼”就拆了，“市领导说，先拆后建，结果一拖八九年没个结果，到今天也不知道建成没有。”高磊说。

参与选择方案发表意见时，高磊也不忘提醒杨丽，“大姐，要他们一次性建设到位。”

杨丽的意见得到市委书记仇和的支持，他在杨丽建议的基础上再加一条，“加上第五条，杨主席要带人去拉赞助，市政府只管文化宫建成并初装修，其他的设施和设备要你们自己解决。”

仇和还提出，要把新文化宫建成“中国一流，西部第一”。

之后，杨丽开足马力，利用各种因缘，“带着工会干部拉赞助，我们把所认识的各类企业家和各种大老板排出来，分三个组去拉，最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拉到了2000多万，我自己拉到了1000多万，购置设备、设施够了。”

建设新文化宫，也得到了上级工会的财力支持，省总时任财务部长尚建明告诉记者，“全总给了100万元，省总给了500万元。”

新文化宫距老文化宫直线距离仅1500米，依旧是昆明主城区最好的位置。

2011年12月20日，退休整整15个月的杨丽来到即将竣工的昆明市新文化宫参观，看到半年后就要投入使用的这座“职工殿堂”，她心潮澎湃，激动万分。

她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情未了。我对文化宫有割不断的情缘，市总和文化宫的同志为它做了太多太多。第二句是事未了。我当时奉市委领导的指令去拉赞助，拉来的钱和赞助企业有协议，这2000多万元必须全部用在文化宫的建设上，我想看看这笔钱的用途，一看，钱还在，我很高兴。第三，文化宫是职工的学校和乐园，无论怎样改革，这个性质和宗旨不能变。”

杨丽不是“唱高调”的人，她知道，文化宫固有的定位和现实社会经济结构有所冲突，必须为文化宫250多名职工的生存发展考虑，“我后来又通过市委给文化宫争取了8000平方米的地下商场，养活文化宫的职工应该没问题了。”

那天在现场，她和现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主席戚永宏一道仔细查看询问了新文化宫建设情况，感到硬件建设基本达到了“中国一流，西部第一”的水准，两人十分高兴。

“今年五一，我要组织全市工会老工会工作者去参观，鼓舞士气。”

在对工会资产的依法保护过程中，“保卫”昆明市工人文化宫尤为艰辛，每当说到这些事，杨丽每每潸然泪下。

“不仅是我，你问问文化宫（原主任）高磊，八尺高的壮实男人，在全国文化宫工作会议上说到保卫文化宫时，都泣不成声。”杨丽眼眶里又开始滚动着泪珠，她喃喃道，“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把昆明工人文化宫保下来，并易地置换建成了。”

大员要注销“职工之家”的土地证，“我对他拍桌子：‘你敢！’”

文化宫的“保护”刚告一段落，位于闹市区黄金地段的昆明市职工之家又高悬即将被征收的“红灯”。

2009年底，昆明市级党政机关搬迁距主城20多公里的呈贡新区办公，要求各部委办局所属的房屋土地等资产统一划转“有关部门”，这其中，就有昆明市总的职工之家。

杨丽照旧祭出《工会法》等法律、法规进行“抵抗”，“这是工会资产，不是国有资产，要命有一条，就是不交！”话可以这么说，但客观形势很瘆人。

当时昆明市对这些“服管不服调”的做派处置很严厉，任何决定一旦出台，纪委即高悬“督察”和“问责”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时间和方式都是“最后通牒”式，没有转圜的余地，杨丽向市总领导反复反映，无济于事，眼看“问责”的大限就要到了，杨丽只好向“娘家人”云南省总工会求助。

“那天下午，我记得省总党组正在开会，接到杨主席电话，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时任省总财务部长，现任省总人事处长的尚建明回忆说，“江巴主席说，那就请他们过来。”

这天是2009年12月22日。

很快，杨丽带着市总党组的全体成员风急火燎地赶到省总，这样，尚建明目睹了云南工运历史上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奇景，“在省总党组会议室，两个党组一起开会，研究同一个问题。”

最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主席江巴吉才说，“省总一定要从保护工会资产的角度做好工作，要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给市委去个函，要表明省总的态度，职工之家是工会资产，终极所有权在全总，省总无权划拨出去，还要保护好我们的工会干部。”

省总领导指示具体负责起草函件的尚建明说，“措辞要把工会的立场观点表达清楚。”

散会后，尚建明带着财务部干部陈兆龙起草信函，“小陈拿初稿，我修改，然后送当时的省总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陈欣生审阅修改，最后送当时的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卢正国审定。”

在这个问题上，省总领导班子高度一致，立场鲜明，绝不妥协。

2009年12月23日把信函制作好，12月24日，派陈兆龙专程赶到市委将这封带有“交涉”意味的信函送交昆明市纪委和办公厅。

信函刚柔并济，有理有据地表达了云南省总对于昆明市职工之家作为工会资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任意调拨、处理”的严正立场，同时提出三点“建议”，“在未获得全国总工会批准之前”：

1.暂停对昆明市职工之家等工会资产的划拨工作；

2.由于昆明市总工会对昆明市职工之家资产划拨事项无权无责，为此不应对昆明市总工会领导进行督察问责；

3.采取座谈会等方式，与省总工会就昆明市职工之家等资产划转问题尽快交换意见。

随信函同时附了7条工会资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市委收到这个函后，这个事也就没动静了，既没有坚持划转职工之家，也没有问责市总领导。”尚建明说，“等于不了了之了。”

当时，记者也得到了一套关于“保卫”职工之家的完整资料，杨丽曾亲口对记者说，“请你看看这套资料，万不得已的时候，希望《工人日报》给我们以支持。”

“我当时面临退休，我鼓励负责这项工作的常务副主席赵涤群要据理力争，我对他说，出任何事情你就推给我，我不怕，一切由我来顶着。”

其实，昆明市职工之家尚未诞生就多灾多难，“还在娘肚子里没生出来就开始保卫了。”

1995年4月杨丽当选市总主席，看到市总办公场所过于简陋，“5个老主席挤在一小间黑屋子里办公，房子摇摇欲坠。”想到市总原有的土地，就想利用起来，解决办公场所。当时这块土地的大部分被市里一个强势单位占用，杨丽为了要回这块地，绞尽脑汁，她想到这块地历史上属于市总，但“文革”后被占用，没有土地证等“物证”，仅靠“人证”没有法定效力，于是设法办了土地证，不曾想，这个举动开罪了当时的一位市委要员，“他说，‘你可以背着我们去办证，我可以把它作废掉。’”刚当市总主席的杨丽被激怒了，“我说，‘你敢，你试试！我宁可不要乌纱，工会资产寸土不让！’”

当时市委分管领导是现任省政府秘书长的丁绍祥，“那会儿他是分管工会的市委副书记，我跑到他家去哭。”丁绍祥后来表态了，“杨丽说的有道理，那是工会的土地，人家有证，我们要承认，大家都要支持工会建设。”

土地争回来后，建设资金又成问题，杨丽四处乞援，花了5700万元终于将职工之家建好了，“这里边，省总给了我们300万元。”

“我不夸张，昆明工人文化宫、职工之家、工人疗养院都经历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工会资产‘保卫战’。”

昆明市工人疗养院建在滇池边。

在当时保护滇池的推进环湖道路、环湖截污及“四退三还一护”工程中，位于高海高速公路东侧的昆明市工人疗养院面临拆除，秉持“主动、依法、科学”的原则，杨丽抱着《工会法》四处奔走，在江巴吉才等省总领导的支持关心下，这个疗养院得以保全下来，“省总给我们工疗投了300万元。”

“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工会资产流失是个大问题，搞不好，就可能全面失守。”杨丽说，“在昆明，不管是工人文化宫、职工之家还是工人疗养院，我们都坚持打了十多年的资产‘保卫战’。”

杨丽所言不虚，在中国语境下，工人文化宫、工人俱乐部、工人疗养院等工会资产是需要工会组织及其领导挺身出来冒险“保卫”的，这是因为，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的地理位置往往都是这个城市最繁华地段，还因为好多人不知道有一部《工会法》对工会资产的权属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在他们心中，这是政府划拨的，是“国有资产”，当然可以“予夺由我”。

杨丽的“保卫”行动高度自觉地保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主动、依法、科学”维权，“我去找领导反映总是拿着《工会法》去，把《工会法》第46、47条圈出来给领导看，摆事实，讲道理。”

2012年1月5日下午，全国工会“送温暖活动开展20周年、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建设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一介平民的杨丽，作为“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受邀与会。

会议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几次谈到保护工会资产问题，散会时，杨丽激动地说，“报告主席，昆明工会的资产寸土没丢，新的文化宫今年五一竣工使用。”

杨丽敢说这个话，她的底气来自于在她担任昆明市总主席16年，昆明市工人文化宫、昆明市职工之家、昆明市工人疗养院这些存量资产不仅完好无缺保留下来，而且还产生了增量。

每当工会资产频频“告危”，省总总是及时亮出了“主动、依法、科学”的积极干预态度，给了杨丽以极大鼓舞，“全总、省总是我的坚强后盾，没有这两级工会领导的全力支持，我也顶不住。”

杨丽从1995年4月12日到2010年9月15日出任昆明市总工会主席长达15年5个月又3天，其间蝉联市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主席，不仅保住了文化宫、工人疗养院，新建了职工之家，还把困难职工帮扶资金从零、5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努力追加到她退休时的每年1200万元，“列入市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

此外，还为市总机关在呈贡新行政区争取到了新的办公场所，为市总机关干部争取到了近200套住房，“所有人，包括离退休老干部，每人都分到了一套住房。”

这个过程也极富戏剧性。

保住职工之家后，因为市总机关一直在那里办公，加之工会资产是独立的，所以市里根本没有计划让市总机关迁移新区，杨丽反复找领导，强调一个观点“工会永远跟党走，党委到哪里工会就要到哪里。”由此，市总分到了办公场所。接着，杨丽又找领导反映：“办公搬迁过来了，没有住房工会干部没法上班。”又由此，顺理成章地“配套”解决了工会干部住房。

回顾这段艰难的工会资产“保卫战”史，杨丽很欣慰：“固有的工会资产没有流失，还有所增加，换句话说，存量保住了，增量上来了。”

一场艰难心酸的工会资产“保卫战”随着退休的来临在杨丽身上结束了，她的“职业病”也被诊断出来了，有的领导提到杨丽直摇头：“她什么都好，就是‘职业病’太重了，开口两句话，不是‘职工’就是‘工会’。”

采访结束时，杨丽送记者到楼梯口，看着记者下楼，杨丽还在身后说：“嗨，现在也不能为你再做什么了。”

“您赶紧回去吧，我还需要您做什么啊。”

记者回头，站在楼梯口的杨丽在抹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