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两张桌子，三台电脑，包括陈会琪在内的总共四名常驻工作人员。 用“1、2、3、4”来概括陈会琪的“农民工维权工作站”，确实很形象。而这个工作站成立伊始，陈会琪给它定下的原则却是：“爱心无限，人数不限”。

2月9日，记者来到贵州省律师协会农民工维权工作站，采访了它的创始人——全国优秀律师、贵州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陈会琪律师。

人数不限的工作站

1989年，陈会琪开始进入法律行业工作，多年来，在工作的同时，他一直在为未成年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法律援助。为此，2008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授予他“全国未成年人特殊贡献律师”荣誉称号。

一次，他在与同行的沟通中了解到，在律师这个圈子里，也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律师，默默奉献着爱心。

为什么不创建一个平台，把大伙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陈会琪动心了，他查找资料，学习省外农民工维权工作的先进经验，最终提出了创建一个免费、全公益性的“农民工维权工作站”这一构想，并得到了业内很多同行的认可。

2011年4月19日，陈会琪的多方奔走终于收到了回报，经贵州省律师协会批准，贵州省律师协会农民工维权工作站正式挂牌成立，陈会琪的“爱心”总算是有了一个阵地。为了支持他们工作，省律师协会将一间办公室腾了出来，并通过社会招聘，聘用了两名专职律师、一名行政人员负责日常工作。在经费保障上，得益于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专职律师的工资和工作站的日常费用由省律师协会拨付，算是了了陈会琪的一个心头大事。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可以通过直接坐班、工作站对接等方式，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目前，“农民工维权工作站”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请求给予工伤待遇的；符合条件的因履行劳动合同与用人单位发生其他争议的其他法律事项。

“当然，我们更欢迎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律师来和我们一起进行爱心事业， 为农民工撑起一片法律的蓝天。”陈会琪告诉记者，目前工作站已经有了5名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加盟”，平时每周他们都会抽出一定时间来办公室，和专职律师一起接待求助的农民工。而工作站一旦人手不够，也会直接与律师联系，将农民工反映的情况告知律师。“这样做灵活，也更高效。 ”

免费讨薪责无旁贷

从去年5月份成立至今，农民工维权工作站已经为200多名农民工提供了无偿法律援助服务，追回欠薪近百万元。来到他们这里的农民工只要符合援助条件，农民工维权工作站的律师都会尽心尽力为他们维权、讨说法。

“金额不论大小，事情不论轻重，我们都责无旁贷。”陈会琪说。

去年8月份，陈会琪就接到了一个这样的“小案子”。一名毕节籍农民工在贵阳一家餐馆打零工，被老板拖欠了200块钱的工钱，这名农民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陈会琪。讲明来意后，陈会琪当即表态：“就是1元钱的欠薪我们也给你讨回来，包在我们身上了！”当着这位农民工的面，陈会琪联系上了餐馆老板，并明确告诉对方，应当尽快为这位农民工发放工资，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对方一听有律师介入，连连答应发放工资，还让农民工赶紧来领。结果，两个小时后，这名农民工就打来电话，激动地告诉陈会琪：“谢谢陈律师，工资领到了！”

“对于这类小纠纷，农民工觉得走正常司法途径很麻烦，而且拖时间，他们到维权工作站找到律师，往往能很快就解决问题。”陈会琪说。

在工作站，不仅这种小纠纷“拿的快”，大纠纷更是“拿的准”。

今年春节前夕，在贵阳某建筑公司打工的农民工宋元成来到了工作站，工作站的专职律师栾剑接待了他。栾剑了解到，这家公司拖欠了宋元成等23名农民工6万余元工资，接下这桩案子后，栾剑多次找到对方协调，最终在年前确保这23名农民工拿到了工钱。

“这还不算难的，干我们这行，就得有奉献的精神。”回忆起帮助农民工维权的经历，栾剑历历在目。那是去年他接到的一桩广西籍农民工李某的援助申请。李某17岁的孩子在贵阳小河区一家养猪场打零工不到半月，就在工作中不幸意外身亡，她与企业主就赔偿问题发生了争执，双方一直僵持不下。由于李某家境困难，支付不起正常的法律诉讼费用，经人介绍找到了工作站这里。栾剑从帮她写诉讼状开始，一直跑到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还亲自去养猪厂取证，前后花了3个月之久。

“我们不能因为不收取费用就降低了自己的服务标准，律师这个职业，是非常讲操守的一个行业，要讲良心。”采访中，陈会琪的话令记者深为感动。

“再困难也要坚持往前走”

从事法律工作这么多年，陈会琪对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最大感触就是：“虽然站在道义的高地上，但实际解决起来却很难。”

“调查取证、和司法机关沟通、当事人谈判……要很多繁琐的细节。”采访中，陈会琪告诉记者，当前，农民工维权主要在两方面处于弱势。第一信息渠道太少，农民工到城市来，平常主要是忙于打工，而且因为文化素质通常较低，平常很少读报、看新闻，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农民工维权工作站。“知道的农民工太少了。”陈会琪无奈地告诉记者，很多农民工都是因为走投无路，到处找相关部门投诉，在相关部门的指引下，才找到了他们工作站，有的则是通过曾经获得维权帮助的农民工介绍而来的。这既与工作站新成立、宣传没跟上有关，也与农民工缺乏信息渠道有关。

在陈会琪接触的农民工当中，特别是建筑类的农民工，几乎80％以上都不知道自己所在建筑公司的名称，有的甚至还不知道项目工地的名称，就是自己的工地上做什么建筑的都不知道，就只知道包工头的名字，大部分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一些工地的项目多为转包，发生工伤事故时容易扯皮。不少农民工没有证据意识，维权官司特别是劳动赔偿往往因为缺少证据而败诉。因此，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是当务之急。

在今年，陈会琪准备和贵州省各司法机关、高校合作，组建一支法律宣传志愿者队伍。他们预计开展送法下乡到基层活动中，举办“农民工法律知识讲座”、“农民工维权知识讲座”、“外出务工知识讲座”；开展“流动人口法律知识培训”、“农民工法律知识培训”、“农民工法律援助知识培训”等宣传活动。

陈会琪还提出了一个建议，每年过年之前，政府都会联合公安、劳动、工商等部门联合行动，统一解决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这个做法就比较好。如果在平常设立一个统一的农民工维权机构，就更加方便农民工了。“如果贵阳市也有一个统一的农民工维权机构，把各个单位的人员组织起来，在一个地方办公，公布统一的电话，形成‘品牌’，农民工维权的步伐就会轻松多了。”他感慨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