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农民工张明富的“小传”，感到春天在律动，一种值得记录的“时间”开始了。

滇南蒙自，南国“早熟”的骄阳下，“红河州农民工培训中心”副主任蒋云鹏驾驶着拖拉机在平畴耕耘。

这个中心是2008年后，红河州总工会原主席陈燕华和原副主席蒋云鹏用近乎“乞讨”的方式创立的。

他们不辞辛劳创建这个中心的心理动因之一是——他们敏感地发现——“农民工”的概念伴随国家“土地流转制度”的确立，发生了极大变化，土地向少数人集中，农场、农庄出现了，农民反过来要给土地拥有者去打工。农民到这些地方打工，虽未离土离乡，但成为事实上的“农民工”。蒋云鹏说：“农民工的概念已经有所扩大，不能再狭隘理解为，农民离开土地到工厂做工、或者离开家乡进城，才是农民工。在农民自己的家乡和土地上、在自己原本从事的职业里，也产生了农民工。”

无论从张明富的身体力行看，还是从陈燕华、蒋云鹏的敏锐观察看，“农民工”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他们在书写一个时代和群体的历史。

用锄头耙子在地里刨食，春种秋收，产出粮食、蔬菜等副食，这个行当，在我们沿袭五千年的历史习惯中，从来都被认定为农业生产，所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就是农民。

没有人从工业、商业的生产流程、经营方式等视角去定义农产品和它的生产者，换言之，迄今我们普遍没有“农业工人”的概念。

从某种角度说，张明富不仅是实践家，还是思想者，多年外出各省市打工的经验告诉他，离乡离土的农民工在“给城市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的同时，也给国家“添乱”，他们“带来了城市拥挤、农村土地荒芜、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增多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扎堆城市不是农民改变自己命运的最佳出路，更不是唯一路径，这除了城市本身无法容纳如此巨量人群的客观原因外，还有一个主观的“哲学原因”——只知道委身城市，等于把自己降低为屈从于命运的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明富的行迹等于自己书写历史，创造未来，从他人手中收回“自己”——“我的命运我主宰，我的历史我创造。”

“返乡创业”其实就是“原籍创业”，字面上看了无新意，但就中国的现实语境看，张明富“原籍创业”的范本意义却不可小觑，如果从城镇依附商业和工业而产生的历史视角看，若很多农民工看齐张明富，未来的城镇就会在不经意间诞生，所有的“罗马”都是这样出现的。正因为意义如此，张明富的一封信才会发酵为《关于引导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见》的国家政策。

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不离土，不离乡，以工业理念和方式从事生产，以商业理念和方式从事经营，把农业变成工业化生产部门，才是现代农业和它的负载者农民的出路，这正是我们欲通过城市化、工业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由此，读张明富的“小传”，就会觉得有一种春天的律动（张明富的事迹详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