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陈燕华

滇南的春天好早。

百亩平畴，绿油油的一片，阳光下，蒋云鹏驾驶小拖拉机在躬耕。

大概两年多前的夏天，记者曾经为工作的事电话联系过他，时任云南省红河州总工会副主席的蒋云鹏告诉记者，他当时正在转向，基本上离开了红河州总工会副主席的岗位，来到蒙自县草坝镇，“我和大姐正在筹备创办农民工培训基地，以后来基地看看。”

蒋云鹏所说的“大姐”就是陈燕华，在红河州工会系统，非正式场合，好多人都这么称呼陈燕华，就很多人来说，“大姐”是对她年长的尊称，更是她的一种风范，一种涵养，一个可亲可敬的心理指标。

陈燕华时任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总工会主席。

因为年龄关系，按规定，她转任州人大正厅级巡视员。

陈燕华是个心态极好的人，她淡然而快乐地接受，但14年的工会工作经历，使得她怎么也难以释怀，“我想再找点什么事接着做，最熟悉的是工会工作，但退休了不在岗位，工会工作没法做了，于是想到了工会工作里的农民工，有好多事可以接着做。”

陈燕华工作过的红河州总工会，全州的工会工作以“创新”和“先行”在全省拔头筹。

比如困难职工帮扶工作，在全国都是一样的，但陈燕华琢磨了红河州山高谷深，职工分散，来州府、县城均为不易的实际，尤其考虑困难职工因为领取救助聚集到一个地方容易滋生群体事件的可能，她在帮扶工作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2004年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五级网络帮扶”的有效体系。

红河州工会在她的引领操持维护下，获得了整体性的发展。

“后来，曾经发生过军转干部可以分配到公安部门工作，人家不去，一心要求来工会的事。”蒋云鹏说。

2009年5月，陈燕华转任州人大常委会正厅级巡视员。

陈燕华此时还有一个民间职务在身上，用蒋云鹏的话来说，“这个头衔是‘红河州中华职教社主任’。”

正是这个职务，使得“红河州农民工培训中心”得以名正言顺地诞生。

“春江水暖我先知”

担任红河州总工会主席那些年，工作千头万绪，“那时，工作太多，关注帮扶农民工只是工会工作的一个方面，没有时间、精力全部投入。”

离开繁重的岗位后，陈燕华有时间来“专注”农民工这个大“课题”了。

陈燕华发现，一方面，农业现代化的步子很大，党政对现代农业的期望很高，“但另一方面，当地传统农业占很大比例，农民还在用传统生产方式从事生产，一亩地产出就五六百元，农民还是习惯于千百年来的生产方式。”

恰如麦克卢汉“地球村”理论所言，随着信息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日益紧密联系，地球在渐渐缩小为一个相互依存性很强的“村庄”。2008年的国际“金融风波”竟也波及红河州，“当时全州有几万打工农民自珠江三角洲返乡，他们回乡后依旧用传统方式耕种，种一坡坡，收一箩箩，很多返乡的农民工很困惑，城里没工作岗位了，回到乡里怎么办？”

“以前种地靠祖传的经验，施肥和使用农药都不会。”今年33岁的红河州金平县金河镇哈尼田村委会中寨村农民吴绍花的说法颇具代表性，“甚至连种子好坏也不知道。”

陈燕华说，“我当时看到这种情况也在思考，怎么办？”

“还有一种情况是，”蒋云鹏说，“农村土地开始流转经营，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发生变化，我们觉得应该有所预见，打提前量，及早对他们的生产技能提升和价值观转变进行培训。”

陈燕华很敏锐地发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出现后，农民的生产方式发生很大变革，农场、农庄出现了，农民到这些地方打工，虽然未离土离乡，但依然是事实上的“农民工”。

“‘农民工’的概念已经扩大，不能再狭隘理解为，农民离开土地到工厂做工，或者离开家乡进了城，才是农民工。换言之，在农民自己的家乡和土地上，也出现了农民工，这个现象在红河州已经出现。”

在蒋云鹏看来，这个苗头更预示着“农场工人”的诞生。“我们创办这个培训中心，不是简单地提高他们的技术技能，而是在为未来大规模出现的农场工人做准备，我在工会工作的时候就思考过，对农民工的培训，不能局限于二产、三产范围内考虑，第一产业正在向第二、第三产业融合，现代农业不仅需要懂种植栽培的农民，更需要具有现代观念，对农业初级产品会深加工，懂得市场，善于经营的新型农民。我觉得，以后，纯粹的农业和拿着锄头在地里刨食的传统农民应该不存在了。”

基于这样的认知，培训中心每一期开班的第一堂课不是讲农业种植技术的专业课，而是讲“创业理念”，还包括现代农民应该具备的观念、以色列沙漠滴灌农业的历史沿革等等。

其实，农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迫切要求。

红河州植保站的魏平兼任培训中心的老师，她除了在中心授课，还经常利用晚上到附近的村庄去给农民讲课，“从晚上8点讲到12点，农民还兴趣盎然，不愿意散场。”

培训采取了长短班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农民工上午在课堂接受了理论教育，下午的课堂就移到大田，实地讲解。

“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种植、施肥、农药使用、大田管理和以前做的完全不同。”金平县铜厂乡崇岗村委会的苗族小伙熊小龙接受培训后感到耳目一新，“我回家后要把我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有能力的人，大家一起发展。”他的家乡适合种植大白菜、茄子，“我想从这个方面发展。整个金平县目前没有一个大棚，我回去要贷款，建大棚”。

经过学习，熊小龙感到自己的心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撩拨得很痒，“心野了”。

一个团队的“义丐”行为

2009年5月，陈燕华带着蒋云鹏等几个人，来到了荒草凄凄的蒙自市草坝镇大落就村，未来的“红河州农民工培训中心”将在这块荒地上诞生。

“这块地是租来的，一年的租金为10.2万元，第一年就要付清头两年的租金，一共21万元。要搞大棚，挖鱼塘，修小水沟，建猪厩，平整土地，修路，建配电房，引入高压电线，”陈燕华掰着指头数给记者看，“中心第一期总投入，大数为220万元。”

蒋云鹏说：“这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中心要开始运作，就是需要这么多投入。”而当时，没有一分钱！

“没有钱怎么办？”陈燕华说，“到处要。”

“给三万两万不嫌多，给一块两块不嫌少，给多少我都要。”最困窘的时候，有包工头来讨要工程款，她曾经有过尴尬的“躲避”行为。

“给什么都要。树、花、草籽、防洪袋、被子，什么都要。钱，给多少都要。”她提到了武训，“我们就是要拿出武训办学的精神，到处乞讨。”

学员吃饭的饭碗是一个饭馆的陈旧货，宿舍的被子是从民政局要来的，喝水的杯子是从州机关事务局要的，“人家淘汰了，我们去捡回来。我和蒋云鹏一人从家里拿了一套卡拉OK音响设备来给学员用，两套都先后用坏了，现在是把我妹妹家的拿来给大伙儿用”。

“但是，农民工来培训不收他们一分钱，从吃到住，到学习，所有费用我们负担。”陈燕华说，“培训中心几十个人的工资从来没有拖欠过一分，从来没有不按时足额发放过。”

“如果我这个‘老工会’还拖欠工人的工资，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正是基于这样的道义立场，中心创建之初，实在没钱了，她甚至把老母亲的16万元养老钱“挪用”了一段时间，“用来给工人发工资。”

培训中心对学员全部免费，陈燕华的理念是“慈善教育”。

学员吴绍花在中心接受培训13天，只花了210元钱，“是我自己开销的。在这里，所有费用，从吃到住到学习都免费，连记笔记的笔都是发的”。熊小龙自己只花了两三百元的路费和零花钱，“到中心来以后，一分钱没花过”。

“学员到这里学习，全过程免费，连洗衣粉都发给他们，学习表现好的学员还有奖学金，”陈燕华说，“我们从事的是慈善扶贫。”

陈燕华宅心仁厚，为官多年，上到各级官员，下到工人农民，朋友遍地。

“找州长、副州长和州里各部门要，找省里相关领导要，所有知道的人和关系全部要个遍。”

现在二期建设下来，总数投入近500万元，有冷库、学员宿舍、教室、拖拉机、汽车，“这些都是这个中心必需的”。

那时，大落就村没有一棵树的荒野中经常可以看到陈燕华戴着草帽和农民一起挖地种菜育苗参与劳动的身影，蒋云鹏清楚地记得，“她戴坏了两顶草帽，脸也被晒黑了。我们买了一个大蜂窝煤炉子，自己埋锅烧饭，一个星期才能打一次牙祭。”

草创中心的斑斑经历令陈燕华印象刻骨，“这两年干的体力劳动最多，当年当知青也没有这么苦。”

过去钻研工会、职工，现在钻研育苗、防治病虫害，陈燕华坦陈：“读了不少农业科技的书，做了不少读书笔记。”人手不够，自己拿过注射器和药水给猪打防疫针。陈燕华的老部下、州总副调研员汤维扬说：“她现在成了半个农科技术员，一看植物叶子黄了，就知道缺什么微量元素。”

蒋云鹏则重新捡起早年在工厂当工人15年练就的技术，驾驶拖拉机耕田耙地，修理机器电器，敷设电线，在中心负责宣传工作的张野平说，“老蒋自己爬电杆，机械操作、机修、电工，都是他兼任的。我们没钱请人，只要自己能做的，我们就自己做。”

第一年种出了无公害蔬菜，时近春节，中心的职工自己去300多公里之外的省会昆明卖菜以贴补生活，陈燕华也跟着去，“凌晨两点多就赶到王旗营蔬菜批发市场，那个冷那个辛苦，唉，没法说”。

蒋云鹏告诉记者，从培训中心正式开班以来，总共培训了1600多人，“其中短班有1000多人，正常班培训了600多人，培训结束，他们都拿到了劳动部门颁发的蔬菜初级合格证，2011年一年就培训了500多人。”

就红河州350多万农业人口来说，这1600多位经过现代农业观念和技术技能培训的农民可谓“沧海一粟”，但他们宛如“星星之火”的示范效应却不可低估。

来自河口县的盘开国曾在深圳打工9年，是培训中心开班的第一期学员，学成后，陈燕华帮助他从团州委青年创业发展基金协调了5万元创业，“他建盖了大棚种蔬菜，养猪，我们还帮他协调了两头母猪。”

开远市羊街的农民工把在培训中心学到的方法带回去种西红柿，“一公斤卖到一块三毛钱，别人的最多只能卖到五毛钱。”

基于对“农场工人”即将破壳而出的判断，陈燕华还把目光投注到城市困难职工下一代身上，“我们在州农校办了三个困难职工子女班，在毕业证、汽车修理证之外，我们给他们增加了一个蔬菜工资格证，‘由城入乡’，这就多了一个就业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