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北京市民政工作会议召开，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起，北京市7500多家社会组织的12万名专职工作人员，将拥有一套独立于公务员编制、事业编制、企业编制外的编制体系。社会组织纳入编制体系后，其人员编制和工资起薪等将由政府部门来核定。届时，社会组织专职人员的工资将与社会组织“效益”、项目运行情况等相关联，并有望翻番。（见2月1日《京华时报》）

曾有社会组织负责人感叹，“我们就像没娘的孩子”，做公益，受到限制；拓展服务，缺少必要身份；好不容易得到资助，又难以进到自己账户。这感叹是不少社会组织的集体哀伤。如今，北京拟将7500余家社会组织纳入编制体系，不仅发工资，还将在税收上给予减税优惠等等，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这些年我国社会组织兴旺发达，但也有一些害群之马，惟利是图，败坏了社会组织的声誉。通过管理予以规范，能够促使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同时，社会组织需要“名分”，需要减税等各类政策优惠，这会使它们行进得更矫健。

不过，将社会组织纳入编制也引起了一些担忧，比如“不要什么都统包统办，最后都变味了。”这些担忧并非全无道理。

当前，对社会组织来讲，最需要的或许是“松绑”。前不久，广东省推进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备受好评，其要义在于，一是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二是积极推行“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既打破了严厉的行政管制，又给社会组织的登记开辟了宽敞通道。

社会组织被认为是政府职能在社会领域的“毛细血管”，可以成为政府管理的得力助手。既然是助手，当然不能放任自流，但又不能事无巨细地管。在管理、规范之余，更多的应是扶持和服务。把握好这个分寸，社会组织的作用将得到更好、更充分地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