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要带我去广州动物园！”1月7日，在由重庆开往广州的K201次列车上，4岁的刘语涵歪着脑袋向周围的人“炫耀”：她将跟随外公一起前往广州看望妈妈。据了解，在这趟始发1776人的列车上，近一半的人都是“反春运”到广州与家人团聚过年。（见1月11日《重庆商报》）

中国人素来重传统，故土情节和乡土情怀浓烈。在国人思维中，“家”的概念，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是父母生我养我之地。不管走多远，都会有一种割舍，一种怀念，甚至，待老之将至，会有“叶落归根”之念，那种归家的冲动，更加炽热。

其实，当离家多年的人衣锦还乡时，往往物是人非，因而故土情结总连带着淡淡的忧伤。受小农经济影响也好，户籍樊篱使然也罢，在大多数人心中，还没有“便将他乡当故乡”的胸襟和习惯。这使得我们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壁垒。带着生疏感，外来人久久难以融入城市，城里人有对外来人有着某种天然排斥。尽管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很多人却形同陌路。

一个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时代，故土情结将被一点点颠覆。而这其间，“反春运”则像是一种倒逼下的思维转换，它预示着故土观念的转变。

反春运，团聚的地点发生了变化，过节的内容却未必受到影响。当我们习惯于从他乡向故乡回流，反春运迫使我们去认真面对当下所居之地，尽管个中透着些许无奈，但谁又能说先前的习惯就天经地义不可改变呢？若能有份随遇而安的心态，居住在哪个城市便不再成为困扰。

有一种活法叫“在路上”，选择了这种洒脱，即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生活，每到一地，便迅速融入、沟通与交流，尽管也是陌生人的社会，但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情感认同，不为一地一域限制自己。

信息自由融通的时代里，一些人所向往的，只有前方，而非故乡，这便是在“在路上”的生活。如今的城市化、工业化与城乡一体化，必然会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态度。而“反春运”则折射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悄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