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典再次热销，贾平凹、格非、严歌苓、王安忆、范小青、杨显惠等老牌作家不断推出新作，张大春和骆以军等台湾作家的小说带来新鲜另类的文学体验，李海鹏和刀尔登这两位以杂文见长的作家首次出版小说……2011年，作家们写了什么？答案是“冷中有热，热中观冷，冰火两重天”。

异域虚构风景：

“对美好坚守”是古今文学经典基本取向

对于中国当今文坛来说，几乎没有比《百年孤独》更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了，它深深影响了包括莫言、余华在内的大批作家。但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目睹它在中国被肆意盗版后，愤而撂下狠话：有生之年不会将任何版权授予中国的任何一家出版社。多年后，在这部经典面世44年这天，经他本人授权的中文版《百年孤独》出炉了……

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是“保守”的。其一，古老的《圣经》结构在其中复活，同时还激活了凝聚着原始生命冲动的各色神话。其二，魔幻现实主义并非所谓的现实加幻想，而是集体的无意识。其三，保守是针对美好人文价值观的一种坚守。而这种“对美好坚守”恰恰是古今文学经典的一个基本取向，彰显了经典对一味地向下、向小、向窄、向内、向丑趋势的悖反。这或许也是《百年孤独》得以在世界范围内畅销不衰的缘由。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总是周而复始地重复上演着这种恶的梦魇，时而是国家，时而是种族，时而是立场，你永远无法预估人性的极限到底有多黑暗。可是你总能瞥见人类的健忘症是如何在安逸里滋生蔓延的，所以无论是撕心裂肺般的控诉，还是冷嘲热讽般的戏谑，都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和反思历史，并在时间的叠加里，审视自我的人生。德国作家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的《纳粹与理发师》无疑是属于后者的。

另外，保罗·乔尔达诺的《质数的孤独》、凯特·汤普森的《寻找时间的人》、安东尼·赫洛维兹的《丝之屋》、莎拉·韦曼的《当上帝是只兔子》……也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异域新老作家们另类的“对美好坚守”的虚构高度和广度。

追忆和反思历史：

作家们破译关于人类自身的“密码”

集体追忆和反思历史成2011年国内外作家们写作的一大亮点。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收获》杂志2011年第4期）、贾平凹的《古炉》、麦家的《刀尖》、格非的《春尽江南》、严歌苓《陆犯焉识》、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范小青的《香火》、王安忆的《天香》、杨显惠的《甘南纪事》、简明的《佛痒痒》等，这些书既有追忆和反思“文革”，也有关注抗战的“谍战”生活；既有追忆和反思“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也有关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既有追忆和反思辛亥革命的经过，也有对历史人文风韵的追溯……

以《南京安魂曲》为例，这部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作者能让不同立场的人，各自看到不满意。“安魂曲”之名由，莫过于这个目的：让施暴者、幸存者、旁观者敛容整装，欲发作而不能发作，欲大声控诉但又要收住眼泪。既是安息，就不能太情绪失控，不能让墓园成为斗兽场，各方即使要重新“开火”，也要让位于死难者之安息。这个“安息”之度，哈金把握得很好。其实，包括哈金在内的众多作家的追忆和反思，最后要完成的破译乃是关于人类自身的“密码”：人的情感、人的理性、人的欲望纠缠——这大概是他们的写作最终要指涉的一个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作家们反复诉说“人”怎么坏，堕落、贪欲、极端、不择手段……那些主人公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好像没有一个可持久的坚固定点，所以，人的内心摇摆不定。借用主流说法，那些“人的内心摇摆不定”确实是“不高尚”、“不健康”乃至“不正确”，但从另外的层面看，是不是可以由此说，荒诞的年代，其实人的处境何其可怜，作家们却一定要用好强去掩饰虚弱，用坏去抗争好，用欲望去抵消无聊，如此种种，何尝不是自我挣扎的写照呢？

坚守、漂泊、生死和寻找：

以文学形式呈现出世间沧桑

人的生存状态大抵几种：或“坚守”、或“漂泊”、或面临“生死”、或“寻找”。以漂泊为例，漂泊是一种饱含动感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在他乡异国的孤独行走。“漂泊者”作为负笈远游、超越迁徙之痛的“两栖人”，常被预设为勇者的化身、成功者的象征。漂泊者在他乡的奇闻异见、生存的辗转变迁、事业的筚路蓝缕、情感选择的坎坷与纠结、文化心态上的何去何从，以及命运走向的跌宕起伏等等，作为兼具历史性和普遍性的“漂泊者的特有体验”——实际上，包括漂泊在内的各种人的生存状态，常以文学形式呈现出世间沧桑。

被视为半部自传体、旅美作家李波长篇小说《我在北京有张床》描述了他出国前的“漂泊”。故事以近十余年来的中国社会的狂飙猛进为大背景，以“京漂”生涯为大舞台，以颇具黑色幽默的自述语调展开。

从形式上说，骆以军的《遣悲怀》更像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作者以写给邱妙津的九封书信为主线，开启回忆之门，串连起一个一个松散、独立、看似毫无关联的故事。比如，小时候“我”独自在书店看书无意中发现隐藏于背后的世界；童年时躲藏在校园的隐秘处与老师玩过的游戏；中学时与同桌漂亮女生曾有的交往；大学同学阿普的人生经历；新婚时“我”与妻子被困在香港的摩天大楼里的遭遇；妻子分娩时丈夫在迷宫似的医院大楼里一再迷路，焦虑着急却偏偏找不到待产的妻子……小说虽名为死亡纪事，然而作者并无意对生死这一永恒命题做出任何形而上的阐释，也不欲向人们正面展示死亡的残酷——这颇为难得。

安妮宝贝的《春宴》以前所未有的超长篇幅，描写了两个女子——周庆长、沈信得，在各自人生中所经历的生命状态。文字饱含浓度和广度，章节中充盈各种意象，潜意识，幻象和暗示：古都、亭子、湖、白鸟、一座被摧毁的古老的桥、黑白照片、夜泳、一次春日宴席、梦境、眼神和气味、独绳幻术、一场脱离世俗而合乎秩序的爱恋……其最终探讨的命题是一个人与所置身的时代可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以及由爱的试炼而得到的关于人和自我、外界的关系的思考。

作家瓦当将《到世界上去》定位为一部“成长小说”，是“70后”年轻人的集体回忆。小说讲述了一个孤单小城里一群少年的寂寞、迷茫和寻找……为了远离这个世界，他们只想逃离到另一个世界上去。事实上，在瓦当的思想里，“到世界上去”有两重含义：一是故事中显而易见的小城少年对外面世界的憧憬；二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的永恒追问。瓦当说：“到世界上去，实际是一种对彼岸的寻求，到世界上去就是到彼岸去，如何抵达和成就？这是我们穷尽一生思索的问题。”

在传统小说之外，韩松的“硬科幻”小说《地铁》把目光对准了中国现代化这个“大故事”最常见的标志性景观——“地铁”，以那些黑色怪诞的想象故事，表现了人们对未来的忧思和恐惧。

小说本身有长篇、短篇、中篇之分，但是近几年显然写长篇的作家越来越多，写短篇的越来越少，这跟市场肯定有关系。长篇可以改编成电视剧，一下子就有了经济效益。而短篇，写出来愿意出版的地方都不多。为此，蒋一谈短篇小说集《赫本啊赫本》的出版就显得颇为可贵。作者以温暖、安静、悲悯的笔触，多角度展示了当下中国人脆弱、敏感、茫然无助的精神状态，及在困境迷惑中对人与人之间朴素情感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