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检索

王宁利 54岁。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卫生部突出贡献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候任主任委员，行医30年完成眼科手术超万例，发明专利7项，其中4项已转化应用。他被国际青光眼协会确认为全球50名顶尖青光眼专家和“高级临床科学家”。

十二三年前，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王宁利突然连续三四个月高烧，体重从75公斤锐减到只剩50公斤，人瘦得连每一个肋骨都看得清清楚楚。美国医生检查后，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王，你得了甲状腺癌。”

“为什么我刚刚觉得无论是身体还是智力智慧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厚积薄发干一番事业的时候，老天爷就让我死掉？”王宁利想，“如果这次我能活下来，我会怎样呢？”

这时，王宁利记起大学时读过的一本英文书《Loser or Winner》，其核心的一句话是：当你躺在死亡之床时，回想自己的人生，你是否实现了自己？你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潜能？

仅有10句话的采访

2011年11月16日，早晨6时30分，闹铃响时，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当记者咬牙从被窝爬起来的时候，王宁利已经迎着冰冷的晨风走出了家门，开车上班。

8时，当记者在眼科中心找到他时，他正在和几个医生开碰头会，手里拿着一小盒喝了一半的酸奶，旁边的塑料袋里装着一个煮鸡蛋和一袋牛奶。大概这就是医生们的早餐了。

54岁的王宁利，肤色白而柔和，话音温和，典型的医学专家气质。上午9时他出门诊，邀请记者跟随采访。

带着我一路小跑地下楼，王宁利脚步轻快得像芭蕾舞剧里男主角出场，“怎么不坐电梯？”被落在身后的我问，“电梯太慢了。”他头也不回地答，脚跟不落地的跳着走。

从9时看第一个病人，到中午14时30分看完第56个，王宁利只从椅子上站起过一次，向围在四周的病人请假：“咱们休息5分钟，我上趟厕所。”

12时过后，一位护士进来将一小盒酸奶放到他手边的桌子上，并细心地把吸管插好，将近13时的时候，趁着下一个病人没落座的空当，他拿起酸奶快速地吸了几口，随即又开始看病。整个上午，这是他唯一的吃喝。

一个手术后复查的小伙子坐在他的对面，王宁利一边透过裂隙灯显微镜检查一边说：“有希望，你的幸福就要到了。”

听了这话，明显地看出小伙子绷紧的身体一下子放松了下来，他急切地问道：“那我的眼睛不会失明了吧？”“只要听从医嘱，只要你活着，它就亮着，两盏灯就亮着。”

王宁利语音一直是和缓的，像一个爱操心的老妈妈，也许是因为知道自己说出来的话落在患者心上的分量，所以，尽管忙碌，遇到情况好转的病人，他总是会渲染一下这种快乐。

“您看过的病人不计其数，是不是面对他们时，心里已经麻木、不那么难受了？”站在他身旁观摩的记者，几小时里看着这些从七八十岁到几个月大的病人，好几次心酸得要落泪。

“还是会难过的。”趁着下一位病人走进诊室的几秒钟，王宁利对记者说：“有个小孩，他的眼睛还能看到一点光，检查时，我拿手电筒一照，他双手立刻紧紧抓住手电筒不放，享受这一点点的光明……我心里很难受，尤其是看到小孩子。”

“其实，我这个层次，可以不看基层的病人，但我不挑病人。因为多看一个和少看一个是不一样的。”

一上午的采访，记者真正和王宁利的交流不过十几句话。

从死亡线上回来的感悟

“我是从底层出来的草根医生。”已经是国内顶尖眼科专家的王宁利不忌讳自己的出身，“青海很偏僻，我的家庭条件很苦，父亲为了供我们5个孩子上学，自愿到青海最偏僻的一个地方当司机。”

王宁利是典型的外柔内刚，为了事业，他一直到三十六七岁还没结婚，“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我不正常，生理有毛病。”

1998年王宁利到美国加州做访问学者，这一年，他被误诊为癌症。

虽然是误诊，但在死亡边缘走了一回的王宁利还是有了一种凤凰涅槃的感觉，“人不管活多少年，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既然上帝给了你机会让你成为人，而不是青蛙、老鼠，你就应该实现自己的潜能。应该珍惜每一分钟每一个场合、每一点时间每一个机会，只有珍惜这些不放弃，才能实现自己。不珍惜，随时都放弃，肯定实现不了自己。人身体里有很多盏灯，照亮着我们的生命。我常常跟学生讲，你要努力把所有的灯都打亮，让生命发光。”

今年6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青光眼大会上，王宁利被世界青光眼协会授予“高级临床科学家奖”，用以表彰他在青光眼临床科研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

深夜结束的手术

晚上19时20分，忙了一天的王宁利，走进医院西区3楼的眼科中心手术室，脱去西装，换上紫色短袖的手术衣裤，外罩一件绿色的手术服，戴上帽子、口罩、橡胶手套，摘下眼镜，平静地坐在了手术台前。

今天晚上，有11台手术等着他做。

“我以前不知道还有晚上做手术的。”记者说。

“只有王院长这样。他白天工作太多，就坚持晚上为病人手术。病人也都愿意等他。”他的助手回答。

作为同仁医院首席眼科专家，王宁利接诊的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濒于失明、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辗转找来的病人。王宁利说，他最怕遇到这样的病人：一只眼睛已经完全瞎了，一只眼睛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这时候他找到你，你要不要给他治？如果不治，这只眼睛注定会瞎，而他，已经是走了很多家医院，从县乡到地市最后找到了这里，找到了我，如果我放弃，将他推出门去，就等于毁了他最后的一线希望；如果治，万一发生意外，就等于是提前让他失明。病人就走着进来，摸着出去，还很有可能发生医患纠纷……”

21时30分，最后走进来的病人，是一个尚显青涩的14岁女孩。

“你紧张吗？” 看着这个直挺挺躺在手术床上、年纪跟自己女儿差不多的小姑娘，王宁利柔声地问，“嗯。”女孩子怯怯地回应。

“那你握握我的手，握我的手就不紧张了。”王宁利脱掉手套，伸出了手，鼓励地说：“使劲握，对，再使点劲儿，连你都觉得疼了才行。”

2010年，王宁利自己因为右手骨折，也被做了一次手术，体验了一回躺在手术床上的感觉，“我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手术前我跟我的主刀医生说：我就提一个请求：麻醉前，你一定要跟我握一握手。”

“一会儿开始手术后，你的身体千万不能动，不管谁让你抬起手来，你都不能抬，我说也不行。明白吗？”王宁利又嘱咐了一下女孩，女孩又嗯了一下。

“抬起你的右手给我看看？”王宁利接着说，话音未落，女孩的手臂就抬了起来，“看看，不是说谁说都不能抬吗？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他带着笑意责备，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换上一件新罩衫、一副新手套，王宁利把眼睛贴在显微镜上，用剪子剪开蒙在女孩眼睛上的那块手术布。

通过电子显示屏，记者惊异地看到，麻醉后的眼睛有些鼓胀，手术刀轻巧锐利地划开了眼球表面一层又软又薄的虹膜，轻轻地剥开，血慢慢溢出……王宁利用细细的镊子夹住米粒似的药棉塞进剥开的地方，10秒、30秒，与此同时，手术刀在剥开的这层眼底上毫不犹豫地划开一个缺口，熟练得就像在白纸上画了一道线。

几分钟后，药棉被细心地取了出来，王宁利开始缝合伤口。左手用镊子轻巧地将剥开的柔软腻滑的虹膜接合在一起，右手握着弯钩长针，长针上穿着一根头发丝细的手术线，像在最名贵的锦缎上穿针引线，手术室里的医生护士五六个人围在显示屏前探头观看，像欣赏一场精彩的表演。

缝完最后一针，王宁利身体向座椅靠背略微一仰，熟悉他的护士们便如释重负地轻声道：“做完了。”

墙壁上的表时针正好走到了22时的位置。

走出手术室，白天人来人往拥挤得像火车站候车大厅的眼科中心已经空无一人，没有了喧嚣的沉寂，反而让人有了几分失落。

“您最晚的手术做到几点？” 记者问

“快到凌晨的也有。”王宁利回答。

夜风袭面，让人一下变得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