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常识，然而今年出现了一系列挑战社会伦理常识的事件，与5年前南京彭宇案情况类似，以至不少网友惊呼“好人难当”，伴随佛山小悦悦事件发生，反映出社会这种观念已在蔓延，一场道德危机凸显。

本报一版今日刊发《一次对救人者的艰辛救助》，讲述了农民工李国方见义勇为后，生命垂危无钱医治，各方求助无果之后，只能求助萍水之交的复印店小老板。而复印店老板也正是凭着一股“见义勇为”的信念，举全家之力才将李国方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两位好人接力救助时所面临的困境让人深思。

好人难当原因何在？留给我们哪些思考？该如何解决？近日，媒体透露，广东将修改出台见义勇为保护条例，诬告见义勇为者将被追诉法律责任，让做好人不再有“高风险”。专家表示，终结好人难当须有制度护航。

好人难做屡屡发生

今年9月，武汉市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同一天，上海一名老人在路口不慎摔倒，血流满面，但无人敢扶，最后只好叫来警察。各地此类现象已不是偶发。好人难做隐忧在持续发酵，面对摔倒的老人，伸一把手不再是助人为乐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如果没有自带摄像设备，没有旁人作证，很可能因为“说不清楚”被告上法庭，还可能会被判罚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类似“南京彭宇案”这样有争议的司法判决，对社会道德造成严重冲击，不少人声称改变了自己的社会认知与行为。而正是基于这样一些案例，“做不得好人、扶不起老太”才成为人们内心的阴影。

遇到老人倒地你去扶起吗？这一个本应简单的问题却让很多受访者纠结。

北京的一位市民告诉记者：“这些案件没出来之前，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见到老人倒地肯定会去扶，但现在犹豫多了，以后自己宁可选择报警。”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可在现实中，没有社会帮扶，完全依靠警察解决问题，将大大降低救死扶伤的效率。

道德危机还是法律缺失？

“我能忍受别人诬陷我，但不能承担法律不公正的裁决。”来自金华遭遇“彭宇案”之痛的吴俊东这样说。他认为是法律裁决不公正导致好人难当。

见义勇为是在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损害时捍卫正义的义举。然而轰动一时的彭宇案中，法官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认为垫钱救助跌倒者就是心中有愧。道德和法律，究竟怎样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上达成最佳平衡？

法律与道德本应是相辅相成，共同维系这个社会的美好。但有网友认为，目前几个案子结果说明，法官显然受到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影响，因为法官判决中提到的根据是“从常理分析”，而常理分析是基于社会经验。无论司法判决是否存在争议，事后一些过激的言论也值得深思，因为从相当一部分指责当事人和法院判决的语言评判中，依然无法看到一颗宽容的心。

有专家评价这种心态是道德饥渴的一种强烈表现。在对社会道德缺失表示痛心同时，又都希望从道德丰满的社会中获利。但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包括表达道德渴望的言辞，其实在继续恶化社会的道德气氛，而没有多少建设性价值。

一种观点十分典型：“法律是最后的衡量标准，要是这样下去，以后谁敢去做好人？”这种观点背后的指向是，如果社会就是这样，那就不要指望我遵守道德。而这种观点的盛行又加重了道德滑坡的程度。

但法律专家认为，见义勇为“伤不起”不仅仅是道德缺失，而往往是法律的缺位。

立法建立好人帮扶机制

社会问题研究专家郑升旭表示，用法律为好人撑腰壮胆，也许他们在以后做好事时，会少一些后顾之忧，也让好事变得像举手之劳一样的真正简单起来。各地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立法建立好人帮扶机制。

广东省深圳市法制办公室近日发布《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最大亮点是确立了助人行为免责的原则，根据条例，救助人提供救助行为，除存在重大过失，对救助行为的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

为规避被救助人歪曲事实，《条例》还重点设置了举证原则：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在实施救助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造成救助不成功后果，或者认为被救助人遭遇的人身伤害是救助人造成，要求救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被救助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

中国行为法学会副秘书长陈惊天表示，明确谁负有举证责任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救助人负举证责任，显然将增添救助人在决定是否提供救助时的顾虑，不利于倡导社会互助的美德。而此类法律健全存在两个难题：一是不宜涉及人身权、财产权处罚；二是执行起来很难落实到位，因为发生争议的通常是证据十分缺乏的案件。

法律人士认为，道德与法律应互相补充，根本还是要通过帮扶机制的建立来降低人们见义勇为成本，鼓励善良，遏制反咬一口的恶意。

“法律不能对道德提出更高要求，但法律从来不排除道德，并且在根本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虎博士也同样认为，法律不仅是提供法官裁判的适用方式，而且具有让普通人知道该怎么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救助别人带来的风险可以通过法律而得以化解，从而有助于良善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