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心里，城管都有着蛮横的形象。

现在，有个城管，要从愤怒的口水中打捞城管。

他用人们看得明白又愿意看下去的文字，记录着一个城管的纠结、见闻和思考。

这样的思考，让人们看到，在制度的深井中，一个人也能抬起头，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城管来了。

小贩里不知谁察觉到，喊了一嗓子，慌忙开始收拾东西，顿时，所有人都作撤退状。

一地杂乱，一片拉扯。

强与弱，瞬间在围观者心里烙下判断。

这是街头上演的“猫鼠游戏”，这也是人们或许曾经目睹过的现实场景。

《城管来了》。

一个85后大小伙子，记录城管这个身份带来的纠结和困惑，告诉你城管眼里的小贩，以及隐藏在地摊里的秘密，甚至还有对城管这身份有关历史、人性的深沉思考。

如今，有个城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迎接“口水”，还一副理直气壮地“要和这个世界谈谈”的架势，这件事本身就看点十足。更何况，这位85后城管，语言很犀利，言辞很幽默。一本号称要“从愤怒的口水中打捞城管”的书——《城管来了》，就这样，火了。

有人看了说，“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评价城管了。”

有人看了说，“ 他向人们展示了城管队伍的另一面，无疑会对人们了解城管理解城管会有帮助。”

有人看了说，“我平心静气地看了城管的辛酸苦辣。不过，我并不打算滥施自己的同情心——我更愿意把它留给被扇耳光的小贩，被判死刑的夏俊峰。我愿意听城管辩解，但这辩解必须能够说服我。”

……

不同的媒体来采访，不管是严肃的中央媒体还是都市类媒体，记者们问了很多问题，城管们心里也震惊了，“记者见得够多了，都这么不了解城管，居然有这么多的误读，难怪我们觉得委屈！”

一本书，打开一个审视城管与小贩之间关系的另一种视角；更个性化的文字，撕开紧张关系背后的人性洞察。

城管和无照小贩，一对角色上天然矛盾的关系。

无照小贩和城管，街头的猫鼠游戏能否有尽时？

就连女朋友和他分手的场面，也像极了一出戏：姑娘嘴里喊着“城管打人啦”，呼啦吸引了一群围观群众

1986年出生，1米84的个头，宋志刚进屋的时候，没精打采地坐到了一边，一言不发，手里拿着一张纸，默默地看着。连日来的采访排得很密，正赶上周末有一个执法考试，宋志刚趁着空便赶紧背书。

一旁，记者和北京市城管局的两位同志，以及宋志刚所在海淀分队的何晓指导员正在激烈地“对峙”着有关城管的话题，绕不开“暴力执法”，也绕不开“无照小贩”的值得同情。

这之前，这种“对峙”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何晓作为最基层的城管执法者，语气有点激动，能看得出来，他有一肚子的“看法”和“委屈”。

城管，这个纠结着太多负面新闻的职业，实在太容易让人产生诸如愤怒、暴力、恐惧、野蛮等联想。以至于走进海淀分队接待室时，面对几个进门穿着城管制服的中年男子，记者内心忽然生出“深入虎穴”的感觉。

其实，不用记者“论战”，站在大街上，随便抓几个人问问大家对城管的印象，恐怕没什么人说好话。这一点，宋志刚太明白了。但是，从警察学校毕业，也不是就能顺理成章地当上警察。有机会可以考公务员时，哪怕是当“城管”，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宋志刚承认，最初的那段日子实在太难熬了。

同学聚会，他最烦别人拿他的工作开涮。互相寒暄问候，一听说宋志刚干了城管，用他自己的话说，饭桌上“各种打镲、各种挤兑。什么哪里的城管怎么腐败了，什么小贩的烤白薯全被城管拿家去了，没菜吃了就上街抄摊儿去……”

回家打开电脑，上天涯瞎逛，还是这套。

就连女朋友和他分手的场面，也像极了一出戏：姑娘嘴里喊着“城管打人啦”，呼啦吸引了一群围观群众。有人还起哄，问，“这是卖什么让城管给抄了？”

那些日子，如芒在背。

宋志刚想过辞职，但被家人制止。理由是，“工作不好找”。于是，某一天，在执法时一个不淡定和围观群众互相“问候”了两句后，宋志刚被罚内勤，每天晚上值班接举报电话，闲来无事时，生出了“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的念头。

“随风打酱油”是宋志刚的网名，那段时间，他断断续续地记录着一个城管的“所见所闻”。

一个城管敢站出来亮明身份，还是在网络里，这无异于主动找骂。

帖子很多人回应，有争论，有骂战，还有一些谅解的话，宋志刚一一回应，他自己也没想到，一个城管的声音，居然能有人愿意听听。

帖子的楼越盖越高，从2010年10月，这帖子就这样在天涯里不紧不慢地“咕嘟着”。

直到有一天，有人发短信给海淀分队指导员何晓，“你们单位上网了，看样子是你们分队”。

看到这条短信时，何晓脑袋嗡地一声，心想，“坏了，又是什么负面新闻啊？”

等回到队里，赶紧上网查，这一看，心才稍微放下一些。“至少不是负面新闻，就怕这个。”何晓说，但是，这又是不符合原来的宣传惯性的，这个“随风打酱油”是谁，得查查。

暗地里，何晓仔细观察着，根据帖子的内容，锁定了队里的几个年轻人。再后来，认定了是宋志刚。是禁止还是鼓励，何晓自己也犯了难。

“说心里话，帖子里说的全是真实情况，这些话平时媒体也不爱听，就专捡城管打人的消息报，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又赶上大家愿意了解一下真实的城管工作，我是真心希望宋志刚能接着写下去。”何晓说。

再往后，谁也没想到，居然有出版社来邀约出书。

面对媒体如“惊弓之鸟”的城管们慌了。会不会引起负面评价？会不会引来更多的板砖？会不会……

北京市城管局专门邀请专家做了一个评估，结论是：可行。这是一次与大众语言体系对接的“沟通”，会有积极的传播效果。

于是，《城管来了》在2011年11月面世。

一切都在发酵、酝酿。就连宋志刚自己也没想到，这无心插柳之作，竟然成了人们洞察城管这一备受争议的群体最好的切口。

12月21日这天，在当当网的图书畅销日排名中，《城管来了》跃居第二。前有畅销小说《盗墓笔记》，后有韩寒最新力作《青春》。

这一天，宋志刚在自己的微博上贴了一张排名截图，小小地得瑟了一下。人们对一本有关城管的书表现出的兴趣，以及这兴趣背后的一点点“了解”，让宋志刚这个城管心里高兴。

“真有人吃死的啊！前几天，一个卖炸鸡的，亚硝酸盐放过量了，就吃死了一个小孩。”

了解城管，从街头巡查开始。

12月14日，记者跟随宋志刚和何晓巡街。

海淀分队辖区不到7平方公里，北起北京大学东门，南到北三环的四通桥，西至昆玉河，东达中关村中心街。每天，在这不到7平方公里的管辖范围内，流动巡查与5个重点地区定点值班相结合的方式，保持街面无占道经营等。

车子从队里出来，驶向苏州街，再转弯，驶入一处稍微偏僻的路段。前方几米处，一个小区门前，卖烤白薯的小贩前一刻还在整理白薯，一抬头看到城管的车，箭一般跳上三轮车，从执法车边蹿过去， 夺路而跑，逆行驶上马路。

宋志刚和何晓跳下车，喊了一声：别跑了！

小贩回头看了一眼，想来真跑也比不过车子，便掉转头回来了。

“又在人家门口卖？你老堵着人家小区的门，人家老来举报。”何晓冲着小贩说。

小贩神情有点慌张，一脸的无辜样，懦懦地应着什么。

“你这秤准吗？”说着，何晓拿过一个烤白薯在手里掂了掂，放到小贩的秤上称，“8两。真的有8两重吗？”

“嗯，也就半斤吧。”小贩姓王，来自河南，拿过烤白薯在手里掂量了一下一口便承认，“卖白薯的秤，哪个准？没有准的。”

宋志刚走过去，冲着“老王”说，“怎么又是你。老不改啊！”

“老王”应着，“要养家啊，混口饭嘛。”

双方僵持着，“老王”害怕车被暂扣，何晓和宋志刚依例“说服教育”着，站在一旁的记者，看着这一幕，心下却忽然纠结起来。“看着挺可怜的，别真的就被扣了车子和白薯啊。”心里嘀咕着，终于，何晓发话，“走吧，别老堵在人家门口了。”

小贩笑了一下，麻利儿地闪了。事实上，这短短的几分钟，记者才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如释重负”。

“我了解你的心情，就跟我刚开始当城管时一样，看着谁都可怜，觉得怎么做都不应该。”宋志刚一眼看出记者的“尴尬”。“那‘老王’，今年抓着他好几次了，真的暂扣他东西的，也就一次。那烤白薯的桶也不值钱，从回收站里弄来，管它原来装过什么，改造一下就烤白薯卖了，你说这能卫生到哪儿去？”

说起这食品卫生的事，宋志刚和何晓能说三天三夜。

“给你讲个亲眼所见吧。”何晓接上话茬，“一次，我们联合执法，在一个作坊里，夫妻俩就用他们炼的地沟油炸薄脆，然后批发给街头卖煎饼的。每天700张啊！那炼地沟油的现场，看着人直泛恶心，不是亲眼看，你是不是看着街头小贩都挺可怜的？一墙之隔的那家是做面筋的，一进屋那个味儿啊，床旁边就是锅，女人哭着说,‘你们就是土匪，不给我活路’，可她做的那东西那么不干净，还反说‘这些都是我用手做的，不脏。如果我做的东西吃死了人，我负责。’”

“真有人吃死的啊！前几天，一个卖炸鸡的，亚硝酸盐放过量了，就吃死了一个小孩。”宋志刚在一边接话，“我见过一个卖煎饼的用的油擦子，就是一个纯棉裤衩。还有那卖麻辣烫的，一锅汤见天儿地煮，就我亲眼所见的，烟头、指甲，什么都有。还有那街边卖菠萝的，我们队跟拍过一个，那小贩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切菠萝经常就把手划破，把菠萝往盐水里浸的时候，也顺便杀一杀伤口。这样的卫生，总不好明说，我们队员就劝买菠萝的小姑娘‘不干净，别吃了’，人家翻我们一眼甩一句‘我愿意’！”

藏在街头的秘密还有很多。比如，开了口的栗子千万不能买，那肯定是用糖水泡过的；很多哈密瓜都是从新发地捡来的，那些批发水果的卖剩下不值得再卖了，便有人捡回来干这无本买卖，一块钱一牙，只赚不赔；路边炸油条的，放洗衣粉都是浮云了，尿素才是“新宠”……

“那还有能吃的吗？”记者问。

“人生在世，小时候没赶上三鹿，长大点没赶上毒疫苗，也就够本儿了。告诉朋友们这些，实为了降低中招率，但是还有个玩意儿叫命运。总之，多行好事，莫问前程吧。”宋志刚用书里的一段作答，“实在饿了，馋了，忍不住非要吃，那也得吃啊！可要是知道了这背后的真相，还能吃下去，那您就是强人。不解释，不评价。”

“我没办法改变国家，只能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做得更好一点儿，这是我的人性选择。”

嘟嘟，宋志刚摁了两下车喇叭，见前面卖水果的无牌小货车还没反应过来，又摁了两下。

小贩恍过神来，发动车子就走，遇到路口红灯，歪扭着右拐，那样子，明显有点慌不择路。

宋志刚开着执法车，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不急不徐。

“那货车要是乱开，多危险啊！”记者忍不住说。

“是的。所以我们的原则是不追赶，不赶超，就让他明白我们在这儿呢，那两声喇叭就是摁给他的，意思是——你赶紧走吧，走了就行了。”宋志刚解释，“这些都是有过经验的，总不能上演街头赛车吧，那对人民群众多不负责任！”

“一上街，那么多人看见你们就跑，时间长了，人会不会有很‘威风’的错觉，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是没有。说实话，心里反而觉得很丢人。啥时候小贩不跑了，咱的城市环境还能整洁体面着，老百姓也没人举报了，这才就真和谐了。”宋志刚说。

暴力，是贴在城管身上撕不去的标签。可要说城管都是坏人，恐怕也没人相信。

就说宋志刚本人，别看嘴巴上那么多的不依不饶，遇到真困难的小贩，也帮人家垫交过罚款，帮着刻章的妇女找过孩子，给俩大爷苦口婆心地劝过架……

何晓作为队里的指导员，想过不少改善城管形象的法子。到社区给老人理发，单是这推子都用坏过好几把了；帮着社区铲除小广告，其实那是物业干的事情；搞过城管开放日，让志愿者走进城管，了解城管，消除误解。

可是，做再多，一条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就能摧毁一切努力。即便那暴力发生在千里之外，即便北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暴力”了。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认真观察了几次。在朝阳区一个小贩经常聚集的马路边，城管来了，小贩依然慌乱，但没有拉扯，没有粗暴装车，没过一会儿，小贩们又聚集回来。而就在几年前，也是12月的平安夜，记者目睹过城管拉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把他一车的瓷器甩向执法车，听着碗碟摔碎的声音，老汉连连央告却于事无补，周围围拢来的人群，有人气愤地质问城管，却被喝斥回去。

这种感受在采访海淀分队时得到印证。

在海淀分队的牌子旁，悬挂着一个“志强分队”的匾。

2006年，在海龙电子城门口的广场上，37岁的城管李志强在执法时被23岁的小贩崔英杰用刀刺死。

5年过去了，李志强的父母只要有辖区的报道，就会做剪报。他的妻子也在城管系统工作，女儿已经上初中了。

每年，海淀分队都会去看望他们。但宋志刚只在入队教育时去过一次，“后来再不想去了，我害怕”。

宋志刚有过一次危险的经历。执法时，一没留神，小贩挥着水果刀就砍过来，没砍中，刀落在了车座子上。

“当时，如果我再往前一丁点儿，或者水果刀再长点儿，我的脖子绝对会被豁开。所以，我不愿意去志强家。”

也是在李志强事件之后，北京市城管执法方式在悄悄地做着调整。

内部的社会调研没少做，越来越严谨的执法规定，“要规劝多少次，约谈多少次，还有六单制执法，执法前先敬礼之类的。可还没等我们上到跟前，人都跑没了，跟谁敬礼去。”何晓说，“说白了，处罚不是目的，事实上也很少有小贩来接受处罚的。”

事实上，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刚性法规，也要有情操作，这几乎成为海淀分队的一种“原则”，这不仅是现实需要，文明执法的上级要求，更是被宋志刚称之为“人性选择”的东西。

在他的书里有过这样一段话——

“最后一个翻墙逃往西德被击毙的人，死去时是在离柏林墙被推倒前的几个月。当时，那名射击的卫兵被判刑。律师力争，说士兵只是遵照当时的命令看守柏林墙。但法官说，在法律中，你的确是看守的人。但在人性的判断中，你却可以选择不射击他的致命要害。而卫兵没有这么做，所以被判刑了。

我没办法改变国家，只能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做得更好一点儿，这是我的人性选择。”

“要我说，扰了谁，谁就给市长办公室打电话，一次不行执著点，打的人多了，自然就管用了。”

北京的冬天，就一个字——冷。

下午5点多，天便黑透了。在海淀区人大附中门口，占道卖炸鸡柳的河南小贩小尚，一边炸着鸡柳，一边警觉地向北边张望。

“担心城管来吧？”记者问。

“没事，前面有同乡，要是城管来了，会打电话通知一声的。”小尚来北京有几年了，在街上干过不少买卖，相对于给别人打工，他说，“自己干自由些。”

小尚的老家在河南，一家三口只有三分地，他说，在北京怎么都比家里好些。

就在记者采访时，放学出来的学生不断光临这个临时的小吃摊。一份鸡柳5元，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中，小尚卖出去20余份，浅浅的一锅油反复炸着，没有换过。

“生意不错啊，一天少说也能卖上二三百元吧？一个月总有六七千的收入，赶上白领的收入了？”

小尚听闻，笑了一下，并未直接回答，“也不是天天这样，要看一个月的大平均。”

“想没想过租个门面，至少不用成天担心被抄？我看前面那个路口就有城管的执法车一直在蹲点儿呢。”

“门面太贵，就挣不了多少了。再说，只要他们不是大部队出来查抄就没事。”小尚一副经验老道的样子。

“有人说小贩辛苦，人家挣点钱也应该，我们承认，是辛苦。可我们城管队员不是也在外面跟那儿守着呢嘛。冬天冷，夏天热，小贩啥感觉，我们也一样。都说我们是冤家，但就数我们彼此最了解对方。”市局下来的一位同志听闻记者的这段跟访有点激动，“白领就不辛苦？上那么多年的学，花那么多钱，工作还未必好找，找到了就能挣七八千？更何况，有人租房，给国家纳税，你无照经营，还不受管束，经常堵了人家正常经营的门口，尤其在学校门口卖吃的，学生家长不乐意啊，那举报电话打得多了去了，我们总得对纳税人负责吧……”

宋志刚承认，有时候觉得，每个月自己那2200多元的工资，是天底下最难挣到的钱。一个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生活里的事，也不都是非黑即白，能分出个对错来。

这些年的工作经历，宋志刚这个85后的小青年，也算阅尽了“社会万象”。“有些人要安静，有些人要方便，人民群众自己都没掰扯清楚的事，城管来了听谁的？只能按照规矩办事了。”

“市民打了举报电话，我们就得处理。还有一个第三方机构做回访，征询举报人是否对处理结果满意。在近三年来的统计中，我们队辖区的满意率在逐年上升。”何晓说，“人们看得见的是我们和小贩之间的周旋，却看不到背后有人深受其扰。”

有些事，城管其实也管不了。“比如这夜间施工，人家就预备着一笔罚款，你来了就认罚，但就是不停工。扰民怎么办？要我说，扰了谁，谁就给市长办公室打电话，一次不行执著点，打的人多了，自然就管用了。”

用宋志刚的话说，这叫“公民精神”。

公民精神有时候还得有点民间“智慧”。

辖区里有一个大姐一天打800个电话给队里，举报对面邻居盖了违章建筑，队里也做了不少前期工作，到了上门调解那天，盖违建的大哥一把拉住宋志刚，无比悲伤地说：“你可来了！我这就拆我的楼！”闻听此言，宋志刚还以为自己人品飙升，没成想，那大姐不但一天给城管队打800个电话，还一天“问候”这大哥祖宗十八代1600遍。虽然这骂人的功夫不值得提倡，但这份执著，恐怕也没几个人有。

这份“公民精神”，也体现在细节里。

话说有个分队拆违建，房东把车横在违建旁，扬言说，没不让拆，但如果碰坏了车就得赔钱。

那带队的副队长听闻此言压不住火，吼道：“砸坏了赔他！必须拆！”

这副队长吼得爽快，旁边围观的群众不答应了，“城管太霸道了，要砸车？砸了都是拿老百姓的钱赔车！”

就这么句话，愣是变成了“我爸是李刚”的效果。再后来，据说是小锤敲缝，然后一砖一瓦全手工拿下的。车一点儿没碰着，特小的一门脸，活活拆了一整天。

“您瞧，就这么一句围观的抱怨，也透着公民精神呢！”宋志刚说。

“这个城市应该宽容点，更人文一点，更美好一点，总之不是眼前这个样子。”

闲来无事，宋志刚也翻阅典籍，在历史的深处找过“城管”的渊源。

史记记载中最早的“城管”是周朝的“监市”，秦汉时叫“市令”等，职业性质也和今天的城管非常相似。到了隋唐时期的里坊制、宋代的厢坊制、元明清时期的里甲和保甲制，虽然名称和叫法不同，但都有相应的城市管理机构。

1981年， 福建省的福州和厦门率先组建城建管理监察队伍，“城管”一词由此诞生。

然而，从这一刻开始，城管乱象便从未停息。

和小贩之间的猫鼠游戏，让宋志刚觉得特别没有成就感。国家不给无固定营业场所的流动摊贩发放营业执照，“摆地摊”天然地就没有合法性可言。但是， 存在即合理，这道理他明白，堵不住流动小贩，疏又不是城管能解决的事。 “要是能和社区合作，根据老百姓的需求允许一些小商贩划片经营，那多和谐。可惜，队里报上去的申请函直接被拥有审批权的工商部门退了。”

事实上，2009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曾向社会公布《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当时，对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放开申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呼声强烈。然而，遗憾的是，2011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条例》中，对此类摊贩的合法性却未作出明确规定，只在第29条中表明：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

这是一个暧昧的表态。对流动摊贩的态度是否明朗，权力依旧留给了不同的城市管理者。而对那些面对更多问题的一线大型城市来说，对放开流动摊贩后可能面对的复杂局面的担忧，令问题依然摆在那里；小贩与城管之间的猫鼠游戏，依然在街头上演。

宋志刚也从不避讳对目前管理办法的不满，“这个城市应该宽容点，更人文一点，更美好一点，总之不是眼前这个样子。”

宋志刚如今也算小有名气了。于是，和系统里的热心朋友做了一个志愿者组织，想扎扎实实地干点事。

“比如，东城区老城卖菜点少，而平谷一带远郊区县的菜农果农都把摊子摆在公路边，要是两个区县的城管哥们儿碰个头，联系自己辖区的街道居委会，把郊区的蔬菜水果弄到城区里，不是双赢的事吗？”

但是，宋志刚也坦承，召集这个志愿者组织，远比自己想象中困难。但是，既然要做，就要做到底。

生活总有不如意，宋志刚知道，真实的生活不是好莱坞大片，不是香港大片，甚至连大陆片都不是。真正的日子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是，对城管这个职业，宋志刚纠结的情绪已经渐行渐远，倒是扎实办事，在自己无法左右的制度下，作出自己的人性选择。或许，这便是一个有思考的城管为自己找到的职业落点。

无可否认，在那些纷乱的城管暴力执法新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一个“恶之平庸”的面孔。他们是我们身边的路人甲路人乙，但却在所谓的“制度角色”之下，忘记了人性的选择。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

文明是什么？在中国支教的德国小伙卢安克说：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

停下来，想一想。从制度的深井中抬起头，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这便是个体的人性觉醒。

人性选择，在今日之中国，宋志刚这个城管的选择，或许是开给那些所有处于矛盾前沿的人们，最好的一剂心灵药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