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南省高院院长领上访农民工讨薪一事，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在一家民营企业打工的田绍清等21名农民工拿到了久拖未结的近7万元工资。

每年年底农民工讨薪都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农民工的心酸与无助多有体现。

据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中揭示，一个农民工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需要历时11至21天；在维权过程中，需要支付各种花费920元。

妻儿老小，一家人一年的指望，全在年底能带着钱回家的农民工们身上。但总有一些老板、一些没有信誉的企业，枉顾了农民工兄弟一年的期盼，拖欠的有，打白条的也有，就是不给农民工兑现工资。更为恶劣的是，一些老板还仗势欺人，甚至动用武力应对讨薪的农民工，因讨薪引发的恶性伤害事件也时有发生。一些讨薪无门的农民工，只好选择了“极端”的方式……

农民工讨薪不易，但我们还时不时听到一些相关部门领导对农民工讨薪的抱怨，他们抱怨讨薪农民工不懂法、不守法，恶意讨薪；抱怨农民工不愿通过劳动仲裁或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干活给钱，按月发工资，这不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吗，为什么相关部门的领导不对亵渎法律的企业和老板进行严肃处理，对不守信用的企业进行严格监管和惩戒，反而抱怨起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农民工用“恶意”方式讨薪，用自戕方式解决欠薪，不是他们最无奈的选择吗？

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亲自出面为农民工“讨薪”，其结果不言而喻。但中国各级法院院长即使全部出马，对于解决现今严重的欠薪问题，也只能起到“点缀”作用——2003 年10月，农民工熊德明曾向温总理诉说自己的讨薪难，他的问题立即得到了解决，然而八年过去了，欠薪难题依然如旧，个案的解决容易，全面的解决却需要制度保障和法律坚持。河南高院院长帮助农民工讨薪引发的结果是，我能不能搭上这班车，这班车过去，农民工讨薪是不是还会像之前那么难？

讨薪难难在何处？几乎人人心知肚明，多年来形成的“集中整治”，“集中行动”的“运动式”执法，不仅让农民工增加了日常讨薪难度，养成了执法部门等待时机，创造佳绩的习惯，还使欠薪企业逐渐有了这样的认识，不及时支付劳动者工资也无碍企业的经营发展。这种“运动式”执法能创造英雄，但对制度、法律的建设，影响、伤害却非常大。

让每一位农民工按时拿到工资，让被欠薪者方便、快捷、廉价、有尊严地拿到自己的劳动报酬，同时还要让劳动者从欠薪者处获得相应赔偿，使其在法律和经济上受到双重压力。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使年复一年的年终讨薪不再成为“岁末焦点”。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正常发放上也采取了一些好的措施，比如劳动监察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到企业检查工资发放情况等，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避免拖欠。这套做法其实同样可以在司法部门进行复制，那就是加大法院的执行力度，把问题解决在一年中的各个时间段内。笔者了解，还有许多农民工经过仲裁裁决、法院判决，最终仍未能讨回欠薪的。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年终就得到解决，这又怎么解释执行难呢？

总理讨薪、高院院长讨薪已经发生，也许还会有市长、县长帮助农民工讨薪的事，但笔者认为，只有落实制度，严格执法，才是解决农民工年终讨薪的最后“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