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上海的城市规划师骆悰的故事之前，先讲一段来自美国的故事。

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美国洛杉矶，犯罪率高居美国各大城市的榜首。每10万人中，洛杉矶的强奸率是31.9人，比紧随其后的其他两个城市圣路易和费城高出两倍，比芝加哥高出3倍，比纽约高出4倍；在人身攻击方面，洛杉矶每10万人中高达185人的比率，远高于巴尔的摩、圣路易、纽约和芝加哥。

洛杉矶犯罪率高的原因固然极为复杂，甚至在犯罪学家看来都有点扑朔迷离。1961年，在美国《建筑论坛》担任助理编辑的简·雅各布，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开始了一年多的实地调查，从规划的角度探讨城市与规划的关系：为什么有些街道给犯罪提供了便利，而有些街道却没有，为什么不同城区会产生不同的野蛮行径？

简·雅各布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街道空间的安全感。她观察到，传统街坊有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邻居（包括孩子）之间可以通过相互的经常照面来区分熟人和陌生人从而获得安全感，而潜在的“要做坏事的人”则会感到来自邻居的目光监督。

简·雅各布据此发展了所谓“街道眼”的概念，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Block）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的安全感。

“街道眼”理论让人茅塞顿开，让许多人知道了“城市原来应该这样规划”。1962年简·雅各布20多万字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问世，被《纽约时报书评》称赞为“城镇规划史上唯一最具有影响的著作”。

在简·雅各布之前，当时美国统治现代城市规划和重建改造的正统理论主张，城市和街区越纯粹越好，热衷于单纯的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或文化密集区等等。但简·雅各布对此提出抨击，极力推崇城市的多样性。她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功用的多样性，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因此，“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

从简·雅各布开始，什么样的街道是安全的，什么样的不是；为什么有的城市花园赏心悦目，而有的则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和死亡陷阱；为什么有的贫民区就永远是贫民区，而有的则能在资金和政府的推动下自我更新，这一系列问题成为规划师的“永恒思索”。

从简·雅各布的理论回到上海城市规划师骆悰的故事中。说真的，我非常欣赏并信赖一位爱好和兴趣广泛的城市规划师，来为城市的规划设计服务，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坚守和捍卫城市的理想之美。

爱好运动与懂得艺术的规划师，在斟酌城市规划方案时，他肯定会将更多有益于健康的元素和更多美学的元素，考虑到城市的规划之中，绝不会做一笔“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设计，肯定会从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经济的和谐发展、科技时代的和谐生活、社区细胞的和谐运作，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和谐互动中，为大家勾画一个理想的蓝图。

“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但现实的城市发展却面临着种种挑战，拥挤、污染、犯罪，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如何协调统一，诸多的问题考验着一位规划师的协调能力和平衡的艺术。

这种考验的背后，也意味着规划师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汗水。城市规划师骆悰就始终在为交出一份理想的答卷而努力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应该理解他拿着一份份问卷，一个一个开发区、一个一个区县乡镇走过去，这种跑出来的艰辛中包含着对每一位城市居民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