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些人的极端讨薪行为，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第一市政公司路面处农民工班班长康厚明。他认为，对于蓄意组织、煽动农民工极端讨薪的做法，有关部门应该严厉打击。不过，现实中不少农民工之所以被忽悠、被利用，是因为他们讨薪无门、情绪失控、法制观念不强。对于极端讨薪行为是否一概“严厉打击”，必须区分组织者究竟是无奈为之，还是主观故意。

这位农民工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告诉记者，采用极端方式讨薪，容易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威胁群众生命与财产安全，但从目前看，讨薪者绝大部分的动机都是为了拿回“血汗钱”，而不是想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损害他人利益。鉴于这种行为不存在动机上的恶意，却产生了事实上的恶性后果，不妨称之为“过激讨薪”。在严厉打击个别违法者的同时，对于此类事件，总体应该采取积极化解的态度。

康厚明认为，积极化解“过激讨薪”不仅仅是提法问题，还事关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法。主观不具“恶意”而轻言“恶意”，是对“过激讨薪”行为在定性上的扭曲，不但有违法制精神，而且容易引发农民工的反感，进一步激化矛盾，同时又会给公众留下有关部门“没站在农民工一边”的不良形象。

他说，“过激讨薪”的表象是农民工走极端，根子却在“恶意欠薪”。此类事件频发，说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机制和渠道还不够畅通，还需要反思和加强。有关部门应该坚持“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带着感情去面对农民工欠薪问题，在积极化解农民工“过激讨薪”问题上，多一些人文关怀，少一些机械主义；多一些人间温情，少一些简单粗暴；多一些深入反思，少一些草草了事，维护农民工权益，呵护社会公平正义。

康厚明说，年关将近，真心希望“过激讨薪”事件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