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常常看到，在乡村路上，城乡接合部，孩子们在一辆辆超载的校车上嬉笑打闹，他们对危险有些懵懂无知，不知道这些“脱缰”的校车有可能无法安全将他们送达学校，送归家中。而在许多城市，家长是孩子上下学的司机，校车缺位成为普遍的现象。校车安全，一个陈旧的话题，却每每在一次次事故之后被人们提起，掀起一点点小波浪，这个话题没几日又恢复平静，平静地如同没有发生过。

直到最近，各省市关于加强校车安全的文件频频出台，解决为人们诟病已久的校车安全问题庶几可待。可是，人们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心里也在隐隐作痛：为什么各方力量没有早点下决心去除这个长期存在的隐患，而非要等21条无辜的小生命消失之后，这些稚嫩的花骨朵永远等不来绽放的那一天。

校车安全是一个复杂、系统的问题，涉及到出台具体标准、谁出钱、谁监管等林林总总的方面。校车事故频频的背后是教育投入不足、相关职能部门管理缺位、社会各界关爱孩子意识不强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悲剧就不可能永远谢幕。而各地的校车状况会不会因为这一阵严查而有所改观，依然是一个问号。本版推出《谁给“脱缰”的校车系上“安全带”》（上、下篇），敬请读者关注。

刹住校车安全的缰绳，决不能靠运动式的一阵风，校车悲剧不是偶然的交通事故，而是教育管理在社会形势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

打工子弟学校路途远，往往公共交通不便，所以查一查，校车停一停或打打游击，过一阵又恢复了。

政府应该起到主导、协调、监督、服务、保障的作用。可以鼓励企业、学校来办校车，政府负起监管责任，并承担一些统筹规划的工作。

每到清晨，当刺骨寒风还在呼啸，在北京北五环外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张晓楠会等在一个街口等待一辆旧面包车，这辆由校长崔克中驾驶的破旧面包车便是张晓楠和附近10多个孩子的校车。

这是北京城乡接合部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孩子使用校车的缩影，这所学校没有获得办学许可，自然这辆超载的“校车”也就成了“黑校车”。孩子上学远，校长一方面想吸引生源，一方面也想挣点钱，这样的黑“校车”应运而生。甘肃庆阳校车悲剧发生后，北京开始了一轮校车安全治理，这样的校车已属于被严打之列。

甘肃庆阳的一场看似偶然的车祸，把实际中一直存在的各类教育薄弱问题凸显在社会公众面前。虽然在当下交通发达的城市里，校车并未普及，但在农村以及城乡接合部，校车已经开始大量使用。

记者调查得知，在广袤的农村，由于农村大量撤并校，“校车”早已成为硬性需要，却一直没有引起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同时 城市打工子弟学校由于交通不便，经费缺乏，校车运营同样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实际上，本次校车危机将教育薄弱环节的后遗症完全凸显了出来。而相关专家也表示，刹住校车安全的缰绳，决不能靠运动式的一阵风，校车悲剧不是偶然的交通事故，而是教育管理在社会形势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充分以学生为本，不能再让悲剧发生。

无人管的“半拉子工程”

张丽红目前在北京一家公益机构工作，她的孩子今年初二，在安徽安庆农村读书。“之前上学走路需要40分钟，但由于学生不够，原来的学校被撤并，学生被集中到一个半小时路程外的一所中学读书，线路还在国道上。为此村里的十几个孩子家长商量，一起包车送孩子上学。”

于是，每天凌晨4点她的孩子就要起床，5点在村口等待，不到6点到学校开始早自习。“肯定有超载的情况，甘肃的事情出了以后，我现在心里一直打鼓，可也没办法。”张丽红对记者说。

张丽红回去看孩子时亲眼见过国道上行驶的“校车”，空间不到8平方米的车内，往往塞着10多个孩子，背着书包的孩子们挤在一起，有时都无法转身。每天清晨，孩子们被塞入拥挤的车内迎着蒙蒙的雾霭，颠簸着去上学；傍晚，他们再一路摇摇摆摆着被送到自己的家。

目前，伴随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和留守儿童进城，农村中学龄儿童的数量大幅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村中小学面临被裁减的命运，不得不四处奔波求学，超载成为无奈的常态。

“实际上，当时撤并村小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孩子上学远的问题，这是农村撤并校留下的‘半拉子工程’。”长期研究农村教育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袁桂林教授告诉记者。

他表示，上学远在国际上有两条路可以解决，一条路是开通校车，另外一条路是在不能通车的地方盖“寄宿制学校”，让孩子们住在学校，这样就解决了孩子上学远的问题。但是我国的解决思路，从2002年以后政府层面把“寄宿制学校”建设提到日程了，但是校车始终没有过问，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他认为，校车安全问题的出现直接原因是和学校布局调整有密切联系。

“正在研究线路避开检查”

农村是因为撤并校出现的校车超载，城市里的情况如何？

据记者走访得知，一般来说，城市的公办校不提供校车，孩子多由家长接送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北京的中学一般倡导就近入学，也有择校生，或家长就近租房，或用车接送，最不济也有相对发达便利的公共交通。”

记者发现，城乡接合部，校车超载严重的多为打工子弟学校。

这几天，北京相关部门正在严查打工子弟学校的校车。在北京何各庄的百年实验学校操场内，静静停放着一辆黄色的校车。按照北京的规定，学校不允许使用校车。这辆车买来后就再没有使用过，目前正在进行拍卖。事实上，2006年，这所在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中条件都属上乘的学校曾因校车翻车出过严重的事故。

多位打工子弟学校的家长告诉记者，实际上，打工子弟学校使用校车是无奈的选择，同时超载几乎是普遍现象。

“不是我们不想租好车，是人家根本不愿意租给我们。”东坝乡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对记者说，首先校车收费不能高，其次校车需要承担责任，没有公司愿意把车租给他们。

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列了这样一本账目，如果不超载，一车19座，除去司机与老师，一趟能拉17名学生，800名学生，要用差不多44趟才能拉完。早晚两次，一天要88趟。一趟100元计，一天就近万元费用。两学期200天计，要花去近200万元的费用。目前学校有9辆校车，每辆车月租费用5000元，两学期也要近35万元。

在学校家长的强烈需求下，不符合规定的黑校车普遍存在。黑校车的付费方式，一般按车辆、按路线计算，为了尽可能地省钱，学校和家长也就只好尽可能地往车里塞孩子。对于可能遭遇意外而面临的众多伤亡事故，学校不管这些学生，他们就不会来上课了。

目前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校舍一般距离市区较远，加上孩子年龄小，因此乘坐校车上下学是他们唯一安全的选择。据张丽红介绍，一般一个孩子一个学期需要交纳200多元。据她了解，“虽然现在北京在严查打工子弟学校校车，但很多打工子弟学校校车正在研究线路避开检查”。

“一直是这样，打工子弟学校路途远，往往公共交通不便，所以查一查，校车停一停或打打游击，过一阵又恢复了。”张丽红说：“这是个无奈的难题。”

钱从哪里来？

钱从哪里来？网络上已经掀起了一股募集的公益潮，在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倡议下，搜狐微博举办了“平安校车”活动得到了众多网友和企业的大力支持。连日来，已经有企业表示愿意捐赠校车，而不少网友热心提供需要校车的地方和小学。

但也有很多人不主张再号召募捐，毕竟，公共领域的事务还是要靠政府解决，而不是老百姓的善心。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储朝晖对记者说，对校车安全问题的解决，存在标准、投入、管理、法制和研究5个方面，几乎都和政府有关。

“国外校车标准都几十年了，我们的校车标准现在才刚刚起步。特别是软件上的标准，比如这几年驾龄、积分标准、违规记录，车上服务人员、管理人员，交接、停车地点怎么管理，这些软的标准我们也没有。投入上完全依靠政府不太现实，所以我个人一个建议就是社会多元投资应该参与。”他认为。

“在全国人大提交《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是在2010年年底开始考虑，主要是当时几起校车惨案引发了我的深思，觉得人大代表有必要在全国人大提出相关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表示，今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他就提交了一份关于校车安全的议案。

“坦白地讲，在这方面很多西方国家甚至亚洲国家都走在我们前面，正是他们完善的校车管理和运营制度，使其国内交通事故中校车的事故率和死亡率都相当低。”周洪宇介绍，美国1910年就开始推出校车制度，随后在安全方面制定了众多措施。

“不是说国外的制度引入中国就一定能适应我们的体制，但是我们需要引入的恰恰不是制度，而是他们对校车管理的重视，是对生命对儿童关爱的力度。”周洪宇建议成立全国校车安全运行协会，通过严格执行商业运行车辆司机管理、提高校车技术、强化校车设备、操作标准、提高安全意识等等来保证校车安全、有效的运行，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校车安全工程。

政府担负着公共服务职能，孩子上学属于其管理范畴，需要出台相关制度和管理办法来解决。“薄弱环节自然由政府部门补上。”袁桂林也认为，政府应该起到主导、协调、监督、服务、保障的作用。政府不一定要具体负责校车的购买、运营等事务，但可以鼓励企业、学校来办校车，政府负起监管责任，并承担一些统筹规划的工作，比如路线的设计等。“政府相关部门该给纳税人的孩子们花花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