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重庆主城混迹了15年的“资深”棒棒，今年56岁的农民工陈志远像其他棒棒一样，越来越担心自己的生活。由于生意越来越难做，包括他在内的不少棒棒面临着艰难转型，不得不为自己谋划新的揽活方式。担心过后，陈志远不再守株待兔，开始扩展业务范围。他告诉记者，他买了一个手机，专门跑业务，联系了很多搬家公司、商场，如果对方有活要做，就会给他打电话。

近日，重庆社会科学院调查显示，当地棒棒平均年龄为55岁，已进入高龄化。随着私家车拥有量的增加以及快递等运输行业的发展，对棒棒的需求日益减少。

调查显示，重庆主城棒棒年龄最小的42岁，最大的74岁。这与记者连日来走访沙坪坝、杨家坪、朝天门、解放碑等主城几大商圈周围的情况基本一致，年轻棒棒非常难寻，不少人都已过花甲之年。主持调查的重庆市社科院产业经济与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秀模研究员坦言：业务比以前少，年轻人不愿干，是导致重庆棒棒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传统棒棒或将消失

两江交汇的重庆，以其得天独厚的水运资源成为大西南水运重镇，大量沿江来往的各种货物在此集散，大量的搬运劳工应运而生。出门就爬坡，行路即上坎，搬运东西成为难题。重庆市民于是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到买家具、电器，小到买几斤肉菜，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叫一声“棒棒”，即有人应声而到。在全国亿万进城农民工中，棒棒成为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从业大军，甚至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特性，但这个庞大的群体，却从没有准确的官方统计数字，估计高峰时期超过50万人。他们憨厚而卑微，在市民生活中时时出现，而真正的市民生活却与他们相距甚远。

棒棒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重庆的地势，随着经济发展、时代进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棒棒的市场越来越小。现在许多家庭把私家车开到商场车库，购物后开回小区，再用电梯直接运回家，有的商场则直接送货上门，导致棒棒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小。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物价的不断走高，如今棒棒的搬运起步价也涨了，从原来的1元变成5元，但棒棒的收入似乎并不见多。不少棒棒对记者直言，以前吃碗面只要1元，现在要4元；以前一天挣10元可以存8元，现在一天如果挣10元，连饭钱都不够。

在接受重庆社会科学院调查的40位棒棒中，有九成的人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再干这一行。他们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宁愿进工厂或者学一门技术去打工，也不愿接上一辈的班当棒棒。

重庆大学教授曾国平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二代、三代农民工，今后肯定不愿再干这种既辛苦又无收入保障的工作。现在的棒棒，或许会在10年至15年内消失。然后再以一种新的形式诞生，那时他们将不会像现在这样单一作战，而是有组织、有福利待遇和良好保障，能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

重庆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张凤琦认为，就目前重庆的发展情况来看，不排除棒棒消失的可能性。因为现在80后、90后农民工，大部分都有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学历，就业选择面比较多，不像他们的上一辈那样就业面比较窄，只能选择做苦力。

张凤琦强调，即使棒棒这个行业最终消失了，也不意味着这个城市不再需要劳动力，只能说明这个行业不再适应城市的发展。那么，原来的从业人员就需要找到新的出路，比如通过职业培训增加自身的技术能力，多掌握几种谋生手段。

公司化运作是未来出路？

山城棒棒军正在持续不断地蜕变。棒棒军“司令”刘晓萧的“转身”堪称华丽。开办“棒棒军公司”实现庞大商业运作的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的钱不多，但是梦很多。”如今，刘晓萧旗下有固定员工30多人，年营业额约600万元，纯利也有100多万元。这种公司化运作的华丽转身，或许正是重庆棒棒的未来。

如果说自主创业的刘晓萧，是棒棒融入城市的标本，那么，57岁的合川钱塘镇农民杨定勉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依托信息源，以自己为中心，创立棒棒互助性组织。

2009年，受刘晓萧创业启发的老杨发现，打电话喊棒棒的人越来越多。当时他想，“没有信息就没有经济收入”，“不如建个网，让人在网上喊，岂不更方便？”2010年，棒棒搬家服务网建了起来，老杨为此花费了1000块的建站费，以及每年300块的维护费。

有了网站的老杨，“根本不愁没业务做，很多年轻人、外地的开发商都喜欢在网上喊棒棒”。忙不过来时，他就叫熟识的棒棒一起去。“比如说今天收入900块钱，我喊了6个棒棒，那就一人150块。这叫公平。”老杨说。

来自重庆合川区三庙镇的王和平是另外一种蜕变方式：挂靠商家，图谋做大。他1982年在重庆朝天门312运输车队当了一名棒棒。1984年，吃苦耐劳、待人诚恳的老王被重庆新世纪百货聘为农民工装卸队队长。如今，百货公司从最初的一家总店发展到100余家分店，王和平手下的棒棒也从最初的100多人扩充到2000多人，除三庙及周边各镇外，还有来自湖北、湖南、河南、安徽、贵州、云南及四川的棒棒。早在2006年4月，王和平就注册成立鼎尊装卸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无法实现华丽转身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棒棒，此刻正面临退出市场。年龄偏大，体力难以胜任是一个原因。重庆市近年来出台的民生为本的政策，无疑成了棒棒逐渐消亡的强力推手。针对这些高龄的棒棒们，重庆出台农民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在农村全面推行养老保险制度。有人说，重庆这些举措，让老去的棒棒看到了希望，也几乎断绝更多棒棒的孩子成为棒棒的可能。

“捱到60岁就回老家，现在农村人满60岁就能每个月领养老金。”棒棒王全林自豪地对记者说，他已经让两个孩子上完学并安了家，近20年的棒棒没有白当。

在连日来的采访中，不少市民认为，山城棒棒军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后一道风景，是重庆农民工艰辛转型的时代背影，他们的逐渐消退，是社会的进步，是重庆恢复农民国民待遇，大规模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去年至今，重庆280万农民转成城市市民，改革力度之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改革力度最大的板块。街头棒棒军或许少了，但是两江新区、西永微电园、茶园等产业区的产业工人却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