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深圳120万元天价医疗费”开始，一扇医患矛盾的潘多拉魔盒在公众面前打开。

6年后，针对医生的“录音门”、“八毛门”、“砍杀门”，震惊全国。

在行医的路上步步惊心的医生们，坐在那把属于医生的座椅上，甚至不敢再让患者站在身后,曾经的“天使”成了高风险职业的代名词。

不断激化的医患矛盾，医生向何处去？他们，是退缩、是抱怨、是消极的应付，还是努力化解？每一个医生都在思索，都在矛盾中做着选择——

事情发生快两个月了，但阴影似乎从未消褪……

北京繁华的东单路口向南不到一公里，同仁医院的大楼矗立在路西，即便不曾就医，人们也知道，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医院有着怎样的地位。

这一次，同仁医院不是以悠久的历史、权威的医术进入新闻视野，而是一起激化的医患矛盾。

2011年9月15日下午，一名中年男子冲进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诊室，挥起菜刀不由分说地向女医生徐文砍去……

这个名叫王宝洺的男子是徐文的患者，2006年曾就诊于同仁医院。之后，病情并未得到他期待的好转，对疾患的不同理解和期待，让他有了疯狂的举动。

医患矛盾不是新鲜话题，这一次，它以惨烈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震惊、探讨、抨击、评论……不久之后，一切归于常态。只是，设在同仁医院门口的治安岗亭，让走近这里的人多了一丝联想。

同仁医院的候诊大厅依然熙攘，一切似乎都未曾改变，一切似乎又在悄然改变。

静水深流，变化，发生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世上没有成心把病人治坏的医生，战胜疾病是医生的天职，每个医生都深知自己的天职。”

“9·15事件”发生时，这家医院主管医疗的副院长、首席眼科专家王宁利正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漫长的旅途对于他这种常年“白加黑，5+2”超负荷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休息。

飞机落地已是深夜，准备给家人报声平安的他，手机刚一打开，短信就像发报似地滴滴响了起来。拇指按下去的一瞬间，王宁利的眼珠像被吸住了一样定格了——“今天下午，徐文被一男患者连砍18刀！”

43岁的徐文是王宁利的同事，在这位副院长的印象里，她是一个认真要强的女医生， 想到这个文静的女人和那血淋淋的场景，王宁利的心情顿时变得愤怒和压抑。当即，他改变了访美的行程，一天半后赶回了北京。

到ICU病房看望徐文，当时的场面让王宁利非常震惊，原本清秀阳光的女医生，现在却把头发剃了，全身裹着纱布，躺在病床上。当时徐文两侧手臂都不能动。

徐文苏醒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还能做手术吗？血案发生时，徐文一直用身体的其他部分拼命掩护着自己的右手，她的左臂因此受伤最多，头部和右臂也挨了好几刀。

生死关头，一个医生，把拿手术刀的手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王宁利为这样的医生而感动。他想起了自己去年手受伤，接受手术后右手不能动的4个月里，自己最担心的就是是否还能手术，是否能再为患者服务。“世上没有成心把病人治坏的医生，战胜疾病是医生的天职，每个医生都深知自己的天职。”

据给徐文手术的医生讲，徐文要重新给病人做手术，至少要恢复一年半。

“一年半，这意味着有多少病人失去了医治的机会！”王宁利想得非常现实。

面对网上的“叫好”声，医生们感到愤怒和悲哀，一位叫凌峰的医生以声明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愤怒——“医生是神圣的职业，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手段来亵渎和伤害这些为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付出自己一生的人。”

据说，徐文苏醒后，恢复意识的她第一反应是无声地流下了两行泪。

……

这个事件伤害的是徐文的身体和心理，同时也伤害了整个医务人员集体。所有人的心理健康在此次事件中都受到了损伤。

徐文事件发生后，同仁医院的医护人员在ICU病房外为徐文举行了一个祈福仪式，很多人流了泪，医生们打出了一条 “改善行医环境！还我尊严！” 的横幅，表达自己的心情，但很快，他们就又回到各自的岗位上，继续给等候在诊室门外的患者看病。

可就在不久之后，同仁医院接连发生多次患者威胁医生的情况，“你是不是想当第二个徐文？”“你是不是想被砍？”

“此类事件的发生，只是一个典型案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们不能只是沉浸在单一的案件中，解决一个案件的问题。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来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如果只是着眼于一次具体事件，今天徐文幸存，那么以后的李文怎么办？张文怎么办？能不能像‘卫兵神圣不可侵犯’那样打出‘医务人员神圣不可侵犯’的牌子？患者没有任何权利对医生施暴。”王宁利说。

“医疗是什么？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但总是抚慰。”

作为主管医疗的同仁医院副院长，有着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多重身份和头衔的王宁利，对医患矛盾造成的恶性事件感性之余更多理性，“事实上，只要从事医疗工作，不确定性、风险性、并发症的发生是肯定要存在的。面对这个职业，如何杜绝？我们能否不立大牌子，不搞八九条治安条例，从心里让患者来尊重医生？”

在很多医生的心里，渴望回归曾经美好的时代，自豪地、有安全感、有尊严地做一个医生。

事到如今，纷乱如麻的医患关系，又是如何从医生们言说的“美好时代”演变来的呢？

上世纪80年代，从农村联产承包制的良好效果中得到启发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始推行医院承包制。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评价这一改革时说，“承包制强调对医院断奶断粮，让医生自己养活自己。医生这种职业是以道德和信任为基础的，但医院承包制之后，合同层层传递，院方承包，科室承包，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被改变了。”

这一时期被袁钟称为医院“冲击道德底线的原始积累期”，出现了一系列如今深为诟病的潜规则：高价药，大检查，送红包……

此后，医改历经多次细节上的变革，但公立医院的趋利性与医患之间的经济关系并没有改变。因此，每次对医改方案的修正，只是让经济利益的摄取在医院的不同部门转换。“第一次改革的时候，推翻‘新农合’，提出以药养医，于是出现了药价疯长，导致了医生的腐败。第二步是提高大型医疗仪器的价格，于是临床医生拿不到钱，而辅助检查科室医生工资大涨。在协和医院，我们非常努力地把分配原则尽量向临床科室倾斜，才基本上保证各科室医生的收入相对合理。而这些都是政策造成的，医疗本身不应该是营利性的，应该是公益性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育处处长王仲在同仁血案发生后的一个研讨会上说。

缺失了道德信任，医患关系之间所能够维系的便只剩技术信任。在徐文事件中，患者王宝洺的姐姐就曾说：“我们是奔着你这个医院去的，你是全国知名的医院，我们就是想在你这医院里看病，我们就是要看好，你能给我们看好就看好，看不好你给我们说出所以然来。”

“如果最终评判医生是否尽责的唯一标准只是是否看好了病，这样的评判本身就是狭隘而偏颇的。”王宁利说，当医患纠纷发生时，哪些是医学技术无法尽如人意的合理部分，哪些是因为医德缺失而导致的事故，需要一个中立机构的仲裁，但这通常是一个过于漫长的过程。

“医疗是什么？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但总是抚慰。”一位医疗界人士一语道破了医疗的本质。然而，疾病并不能够总被治愈，而“抚慰作用”在那些顶尖的大医院里，去看看一位医生每天门诊的人数，便可想像这种“抚慰”能否直达患者的内心。

在同仁医院的候诊室里，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几乎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走进这里。据统计，同仁医院年就诊患者已经超过150万人次，其中七成以上是从外地赶来的，每天，医院的走廊就像火车站的候车大厅一样挤满了等待就医的病人。医生从早晨8时开始出诊，一上午要看五六十位病人，因为怕耽误时间，大多数医生连水都不敢多喝，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

据同仁医院一位工作了30年的老医师回忆，20年前，他最高纪录是一天看了60个患者。“看完之后，腿都迈不开了。看完一个就忘记了，根本不记得上一个看的是什么。但现在，一个主任医师半天就要看六七十个病人。”徐文的门诊量可能比其他的主任医师还要高一些。“因为她技术好，在同仁医院是有口皆碑的，人又和气，病人信得过她，复诊总要找她加号，她出门诊，从上午看到下午两三点钟很正常，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就一直看病人，因为她不好意思拒绝病人。”

一种错位的感受已经发生。在患者眼里，医生掌握着权力，对待患者并不像“天使”；在医生看来，巨大的就诊人数让医生的职业显得疲惫不堪而风险丛生。在现有体制下，医患两头的个体，都显得缺乏安全感。

“医生在患者心里是无所不能的天使，但当医生自己生病时，面对死亡和伤残，也是害怕的。医生只不过是一个拿出更多精力投入到呵护生命与健康的群体。”

“我们经历了高中般的大学生活，当其他专业的大学生们在上网、逛街、化妆、看电影、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整日泡在自习室里，用5年（本科）或8年（硕士）的青春和一摞摞成百上千页的书作伴。终于毕业了，有了一份工作，一份既让你们羡慕，又被你们唾弃的工作。”

这是一位“80后”医生的抱怨，在网上一经贴出，立刻引来同行的赞同顶帖。

事实上，一名医生的成长，不仅仅是比别人更长的大学学习时间，工作后，从住院医生做起，一天十小时以医院为家，及至在外界看来很牛的主任医生，那背后有不断的学习、攀爬一级高过一级的学位头衔……

坐在医生的那把座椅上，真的很不容易。

43岁的徐文至今单身，在她的人生道路上，一直是单一的。在首都医科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2003年她在同仁得到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专项经费资助”，同年开始去美国匹兹堡大学、耶鲁和威斯康星进修嗓音医学及言语病理学，然后又回到同仁来工作。有病人写信说自己在家乡的医院碰到的医生“趾高气扬”，没想到来了北京，却碰到这么一个让人感到“温馨”的大夫，“几次去她都下班一个多小时了还在坐诊”。徐文的闺蜜，也同是同仁医院医生的赵守琴说，和她一起坐飞机，徐文永远抱着电脑，在起飞和落地不能开电脑的时间里，她就拿出打印好的文章来读。

即使是医院的副院长，王宁利的门诊也是格外地拥挤忙碌，从9时半开始看第一个病人，到中午2时半看完第51个病人，一上午门诊，王宁利只从椅子上站起过一次，对着围在他周围的病人“请假”：“咱们休息5分钟。我上趟厕所。”整个上午，他只喝了一口酸奶。

“医生在患者心里是无所不能的天使，但当医生自己生病时，面对死亡和伤残，也是害怕的。天使是什么？不吃不喝，无所不能。但医生只不过是一个拿出更多精力投入到呵护生命与健康的群体。”王宁利告诉记者，近年对医生的负面报道，也增加了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如果患者带着不信任的心情，把每个医生都当做最差的来看，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在健康教育中，对生命和健康的看法是否需要改变？值得我们思索。”

“医患沟通的技能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要从医学院的学生开始，作为一门必修课，对医生进行终身培训。这也是减少医患矛盾的有效方法。”

对医生来说，与劳累相比，更大的挑战来自于风险——医疗的风险、手术的风险、患者变脸的风险。

“越是大医院、大医生，承受的风险越大。”同仁医院的法律顾问金小兵告诉记者，上升到诉讼的医疗纠纷，他一年就要处理一二十件，而在外界看来处于强势地位的医院，也并不总能赢得官司。金小兵代理的同仁医院医患官司，被判败诉的概率大概是50%～60%。

事实上，像同仁医院这样国内首屈一指的以眼科、耳鼻喉科闻名全国的医院，面临的风险往往比普通医院大很多。“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丧失生命，人们最恐惧的恐怕就是丧失视力了。如果眼睛发生意外，就是0和1的关系。我们最怕遇到这样的病人：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这时候他找到你，你要不要给他治？如果不治，这只眼睛注定会失明，而患者已经走了很多家医院，从县乡到地市最后找到了这里，找到了我，如果我放弃，将他推出门去，就等于毁了他最后一线的希望；如果治，万一发生意外，就等于提前让他失明。病人走着进来，摸着出去，这很有可能发生医患纠纷……治还是不治，这已经不是科学的决策，这是灵魂的搏斗！”作为国内顶级的眼科专家，王宁利接诊的病人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濒于失明、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辗转找来的，面对这些高风险也是高“危险”的病人，采取自保还是“冒险”救治，每天，他都做着选择。

面对风险，王宁利认为医患沟通是格外重要的技巧和方法。

无论再忙，每次手术前，王宁利都坚持看望一下病人，跟患者聊上几句，让他安心。

“病人躺在手术床上的时候，都是非常紧张的，他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医生，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他踏实放心。”

2010年，王宁利自己因为右手骨折，被做了一次手术，体验了一回当病人的感觉，“我也是非常非常紧张，手术前我跟主刀医生说：我就提一个请求：麻醉前，你一定要跟我握一握手。”

其实，在王宁利看来，很多医患之间的矛盾，是从一个眼神、一个语气开始的。沟通，在当前环境下，比任何时候对医生而言都显得更为重要。

医学界前辈吴阶平曾经给他的学生们讲过一个典型的沟通不畅的例子：一位外科医生手术后，要求患者卧床休息，“睡硬板床。”一个月后病人复查，伤口没有恢复，医生很奇怪，询问病人，结果病人告诉他说：“我按照您说的，每天都睡硬板床。”这时，医生才明白，原来病人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是“始终卧床”。

“医患沟通的技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要从医学院的学生开始，作为一门必修课，对医生进行终身培训。这也是减少医患矛盾的有效方法。”王宁利说，“将医患沟通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让人们对称性地掌握信息，医患共同承担风险。”

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办法来实现医患共同承担风险？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的做法，王宁利有一个设想，“医疗既然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科学过程，就要正确地看待风险。”他用坐飞机的风险与医疗的风险打比方进行比较。“每年，世界上都会发生空难，但事后似乎少有恶性伤害事件发生，很大程度在于航空意外有一个落脚点，就是航空保险，活着的人能得到经济和心理的补偿。而医疗行业的风险远远超过航空业，为什么不能也通过医疗保险来补偿风险呢？这样一来风险就变成共同承担，而不是落在患者和某个医生身上了。”

“新的医改应该让医患关系重新进入公益性领域，着重考核医生解决多少问题，治好多少人，而不是考核出了多少门诊，做了多少检查、多少手术，开了多少药，创造多少利润，并且按此获得多少奖金。”

就在徐文医生被砍成重伤一周后，同仁医院又发生了一起患者动粗事件。一位患有白血病的中年男子，因为自己的主治医生外出开会不能接诊，与其他医护人员发生争执，咬了护士、踢了医生，并语言威胁。这样的事在目前的医院似乎并不少见，但此时发生，更加重了医护人员的不安全感。

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调查统计，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22.9%。曾经被赞誉为白衣天使、被人艳羡的医生职业，如今已变成高风险的职业。

一位医生说，他现在给病人看病，已经不敢让病人站在自己身后了，因为不安全。

徐文事件后，王宁利收到一条朋友女儿发来的短信，这是一个正在医学院读书的大学生，她问：“王叔叔，从新闻里看到你们医院发生了徐文事件，我和同学都很震惊，特别气愤和悲哀，现在医疗环境这么恶劣，我们都在想，还要不要继续学医、还要不要当医生了？”

“必须尽快走出医患关系的黑暗区，否则医生得不到尊重，时间长了，社会的精英人才就不再从事医生职业了，转向社会的其他行业，这是让人很担忧的一件事。”

王宁利无奈地看到，身边的医生们，很多都不太希望自己的孩子再去学医，“当医生太累，首先大学就比别的专业多学两年，之后还要继续读硕士、博士，等到8年后毕业了，还要从实习医生、住院医生慢慢干起，一天将近10小时的工作，回家后还要继续课题研究、写论文……工作压力、终身学习的压力都比其他专业大得多。而同仁医院一个博士毕业的医生一个月的收入也就三四千元，和他们那些从事了其他专业的同龄人相比收入并不高甚至还低，加上社会上的负面报道也打击了医生的优越心理。”

……

另一种讨论也在进行。徐文血案发生后，微博上有一群医生讨论西医学医徽的含义。“图案是一条蛇缠绕着一柄权杖。权杖代表着医学技术的权力，但这个权力太大了，因为它涉及人的生命。所以蛇代表对这种知识和权力的约束。技术是需要约束的，当我们没有掌握运用这种技术的人文智慧时，最好不要推出这种技术。”有人这样释义。

这是医生行业的自省。采访中，很多医生对徐文事件难以接受，但同时，也有理性的反思，他们认为，解决医患矛盾不能站在指责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来自体制的保障，或许才是医患双方可资信赖的最终解决方案。

医改，又一次提上日程。医院的公益性属性，再次被重新审视。

“新的医改应该让医患关系重新进入公益性领域，着重考核医生解决多少问题，治好多少人，而不是考核出了多少门诊，做了多少检查、多少手术，开了多少药，创造多少利润，并且按此获得多少奖金。这是医改的一个重要方向。让金钱夹杂在医患关系中，导致患者认为医生无论如何看病都是为了挣钱。”王宁利介绍，“目前，卫生部已经在医改方案中提出取消以药养医，尝试改革医院补偿机制，建立以公益性指标为导向的制度，也许这才是真正解决医患矛盾、重回医患和谐美好时代的关键。”

在整个采访中，有些话总是萦绕在耳边，像是警告——

“对医生暴力相向，以后谁还来当医生？没有了医生，谁来给患者看病？”

“医患关系恶化，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

“没有好制度保障的医生和患者，都是受害者。”

……

这些话，像警告，更像无奈的箴言，只是，没人希望它成真。

采访中，记者遇到一个10岁的小男孩来看病，看完病后，王宁利特意多拿出一点时间，语气和蔼地问这个小男孩：“小朋友，你长大后干什么呀？”

“不知道。”小家伙回答。

“当医生好吧？” 他启发加诱导地再问。

“嗯。”小男孩抿起嘴点了点头。

这时，王宁利伸出手拍了拍孩子的膝盖，像得到一个约定似的，说了一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