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获首届施耐庵文学奖。此前，《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曾在2006年和2008年两次获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评审团大奖，与大奖擦肩而过。在写作之后的第十个年头，终于与“施耐庵文学奖”结缘，获得了他迟来的认可。董启章因此很珍惜这次施耐庵文学奖的获得，可以把平常关注度不太高的海外华语文学带到读者面前。

很巧合的是，在写作《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之前，董启章重温了许多古典作品，《水浒》便是其中之一。他觉得，《西游记》里超时空的想象力和自己思考的东西比较接近，而艺术水准最高的则是《红楼梦》。“《水浒》中对于群像的描写很成功，这么多的人，怎么可以三言两语简洁地把每个人特色写出来？我重看《水浒》，是跟看希腊的、荷马的《史诗》同时间看的，里面有战争的场面也有群像描写。”

在多重线索中展开叙述

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中，董启章在多重线索中展开叙述，将个人成长史、家族史与香港发展史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复合性文本。尤其是把具有现代性标志的器物生成镶嵌在小说的整体叙述中，成为香港文化的独特象征，从而在词与物，人与物，城与物中呈现出丰富的意义世界，并通过语言、风物进行风格化的努力，给汉语长篇叙事的丰富与宽阔提供了新的经验。

这只是他“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是《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目前，第三部写完上半部分，叫《物种源始·贝贝重生》。

写作的原因很简单。董启章说，仅仅是因为自己对这个世界感兴趣。他很喜欢看科学、演化论等其他体裁的东西，再转化成自己的思想。“我很想用小说去创造一个跟现实对照的世界。我有创造的欲望，想把本来不存在的世界创造出来，这是非常神奇的。大家觉得香港只是小小的地方，很平淡，没有大故事。香港又是独特的，一时一地，都是非常内部的。”于是，他把两个极端的内容放在一起，既有香港本土性的独特表现，又体现了与宇宙普遍性的关系。他希望去建造一个世界。“我在那个世界放了很多东西，不是摆在那里，而是读者走进去住在里面一段时间，冒险或经历什么才能得到，在虚构的世界有可能得到你自己的东西，每个读者得到的不是一样的。”

这大概是因为董启章受普鲁斯特影响的缘故。写作范围如此之大，却又是个人成长的东西，牵涉到了文化、历史和艺术，有点类似于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也具备这样的特点，但董启章同时把它视作缺点，他觉得不应该和自己喜欢的作家这么接近。

以纯粹的姿态探索内心

追溯董启章走上写作的道路，与他第一次获得“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有极大关系。读大学的时候，他并没有产生写作的动机。后来他读比较文学，发现外国文学对自己有很大启发，便想：为什么我不尝试一下呢？1992年香港《星岛日报》有整版的的副刊，而且编辑鼓励新人。董启章一年间发了七八篇短篇，受到极大的鼓励。1995年他开始尝试写长篇。他说，最初自己并不很清晰地想要专门从事写作——香港许多文学作家都不是专业从事写作的，作家靠写作本身没法生存，要做其它事情。但他越写越投入，又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不能不多花些时间甚至于全心全力以赴。“如果你真的要写，就纯粹地去写，不考虑到市场其它的因素。这样的作家比较独立。”董启章说，自己在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兼职教学，尽量把时间都用来写作。

创作中，他把自己对家人、对香港的感情全部融进去了，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从阅读到对父辈的采访与重新理解。可是写完以后，他很快对作品产生了批判和怀疑，比如太自我——整本书是很大的“我”；比如用第一人称，整个世界都是从这个视角去看的。

他说：“我的性格是这样，很快能看到作品的局限。我很平静，自我怀疑很深。”越来越多地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使他的写作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比如正在写作的第四部，已经写了十几万字，却觉得不太对，正停下来看书，重新再做准备。

采访是在颁奖结束后进行的。董启章过肩的长发在脑后束成马尾，善良而诚恳的眼神从黑框眼镜透过来，言语从容淡定。看上去，他更像个艺术家，使人很难把近百万字的“自然史三部曲”和他联系起来。但他显然又是一位有“野心”的小说家，他在创作一个并非与真实世界无关的世界，这个世界会对真实世界隐藏或排挤的一些内容有放大或者有反弹。他当然不会解决什么问题，相反会制造更多问题，使读者觉得他在无中生有。这是对的，因为董启章说：“我要讲的问题也并非表面上的社会问题、意识形态上的问题等，我只想挖下去寻找人内心深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