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10月30日在中欧商学院与师生对话时称，过度的福利制度造成某些欧洲国家竞争力下降，不希望这种风气传播到中国。中欧会计学教授丁远针锋相对地表示，拿现在欧洲发达国家和中国比不太合适，我们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据11月1日《新京报》报道，这段所谓“PK”在网络上引来热情围观。

笔者理解，老柳谈福利的时候，更多是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阐释，觉得不能让企业背负太重的“福利压力”，而不是说中国就应该保持低福利。他的建议恰恰是政府要有所作为，“解决的方式是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政府用税收支持弱势群体，而不要压制了企业家精神”。

柳传志与丁远教授的话之所以被断章取义地拿出来PK，实在是因为这个命题触动了民众敏感的神经。口水背后的真命题是：到底怎样才能准确判断当下的福利水平？

在欧美有些发达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确实被视为“养懒人的制度”。为消除这样的弊端，欧盟成员国已普遍着手改革。从中国人做企业的角度，大家把享乐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休假、不加班等当成不可侵犯的权利，企业用人成本高，当然“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作为偏传统的企业家，柳传志有些忧虑，不希望企业肩扛太重的压力，不足为奇。我们应该容忍一些企业家，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反思“高福利制度”另一个层面的考虑，是国家财政收入有限，人口众多，如果福利增长，公共财政就会不堪重负。

这些反思的理由，在中国显然都有点“水土不服”：一是教育、医疗、住房被“誉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此时谈福利过度，好比你对温饱都没解决的人说应该少吃点，不合时宜；二是中国企业的用人，尤其制造业，普遍没有从“劳动力优势”中走出来，这些年除了一些垄断和效益特别好的行业，福利水平普遍不高，甚至劳动权益动辄受侵害，大家都苦哈哈的，哪来的“过度福利”？三是公共财政很不透明，有些官员的“福利”好得一塌糊涂，而用之于民的时候总是“资金不足”，督促政府“加大”福利投入还来不及，怎么会嫌投入“过度”？四是整个社会贫富差距较大，有些群体可能确实处于“高福利”开始“养懒汉”的状态了，有些群体还处于非常“饥渴”的状态，混同起来谈，缺乏讨论的基础。

柳传志的落点或许没有错：政府要用税收支持弱势群体，不要把很多福利需求统统压到企业头上。但因为从整体状况来看，中国显然还处在偏重于“高税收低福利”的水平，有很多问题需要化解，要说“传染”，舆论显然更倾向于被传染一些“低税收高福利”的理念，使得公众福利普遍能获得与经济水平同步的发展。所以，大家即便尊重柳传志作为企业家的自我考虑，也会害怕这种声音传导到社会上，成为手握资源者开脱责任的理由与借口。

恋“口水战”没有意义，看清楚PK背后的真命题，注意到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水平偏低、缺少均衡、分配不公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亟需政策解压这一现实，并通过反思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才是善莫大焉。在这样的共识达成前，“福利传染论”注定遭遇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