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时，我们在现场，共同见证双赢的制度设计；当公益律师举行维权活动，我们在现场，目睹维权利器的力量；当帮扶中心倾情帮扶困难职工，我们在现场，记录一个个生动画面，讲述一个个真情故事……

“源头有活鱼，基层天地阔”，基层一线蕴藏着最鲜活、最丰富的新闻资源。从今天起，本报开设“走基层·我在现场”栏目，刊发记者“用双脚丈量民情、用心灵感受民生”发回的现场报道，以飨读者。

从今年4月11日起，杭州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帮扶中心推出“职工难事现场办”直通车式的“天天主题日”活动，包括“兰律师维权门诊”、“就业气象瞭望台”、“何主任问案把脉”、“民情天天聊”、“社区总理现场督办”。5个主题视具体情况，事先在维权帮扶中心大厅的显示牌上预告，为职工现场解难。

9月26日至30日，记者在现场进行了体验。

“兰律师维权门诊”开出“药方”

9月26日，星期一。

今日主题：兰律师维权门诊。

早早地，浙江省五联律师事务所兰艳霞律师已经坐在杭州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帮扶中心大厅里。

外地来杭务工的农民工小汪，因最近在劳动关系上遇到麻烦，来“兰律师维权门诊”挂号就诊。

“我是10年前来杭州的，在一家日资企业谋到工作，当一名高配电工，一干就是9年半。说来奇怪，今年以来，主管处处刁难设卡，搞得我无法工作，无奈之下我递上了辞职报告。回头想想，这事太蹊跷，一则，满10年就可以签无固定期劳动合同；二则，自己主动辞职什么补偿都没有。”小汪说，事情是8月18日发生的，后来他一直在寻求“公道”：公司这么做，行吗？我还能不能得到一些补偿？

兰艳霞是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杭州市总工会帮扶中心的志愿者。她为小汪“把脉”并开出“良方”：按照《劳动法》有关规定，职工自愿辞职和企业辞退是两码事。

她叫小汪先等等，让她去他原就职的公司了解情况再给答复。

送走了小汪，兰艳霞随即给老钱“诊断”。

老钱说，他在一家设计院当驾驶员，工作已经5年多。刚开始，公司规模不大，他的工作不太忙。近几年，公司摊子铺大了，很多项目都在外地，他这个司机整天在路上，没有休息日，很是辛苦。他问老板能否给加班费，老板没答应，他一气之下便走了。

“我到处讨说法，可到处碰壁。我没有签劳动合同，而法律规定不存在劳动关系就不能仲裁。”老钱说，几经周折之后，他决定找兰律师，今天他已经是第三次来了。

“不签劳动合同对你是一个教训，以后到任何单位就职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兰艳霞对他说，“你的事实劳动关系，通过我们的求证已经确立，接下来就是补偿问题，希望通过协商调解的办法解决，协商不成再走法律途径。”

老钱满意地离去。

“就业气象瞭望台”架起“鹊桥”

9月27日，星期二。

今日主题：就业气象瞭望台。

黄非，杭州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帮扶中心主任助理、基层指导科副科长，今天是“就业气象瞭望台”主持人。

1997年，杭州市总工会成立下岗职工职业介绍所，20多岁的黄非刚毕业就来到职业介绍所工作。“当时一共有3个人，只有我一个是专职的。2003年，在职业介绍所的基础上成立市总帮扶中心，职能增加了，帮助的人范围也扩大了，中午不‘打烊’，双休日经常下社区送服务。虽然工作忙了许多，但看着需要帮助的人愁眉苦脸地进来，高兴满意地回去，我心里比他们还高兴。”黄非回忆说。

两位来自安徽的农民工走了进来，询问培训事宜：能不能参加电脑培训？培训班什么时候能开课？

黄非热情地接待他们：“报名满40人就开课。”

两位农民工心有疑虑：“我们一点基础都没有，能参加吗？”

黄非耐心解答：“我们针对不同基础开了不同的班，而且都是免费培训。需要注意的是：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须提供有效期内的与杭州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参加杭州市社会保险并缴纳6个月以上的证明和身份证。”

两位农民工很高兴，决定第二天就带相关证明来报名。

黄非告诉记者：“能帮扶别人，真的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但是，有时也会受到委屈。有的事一下子是解决不了的，可有的人脾气特别大，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刚开始时，我真有点难过，可后来想想，来我们这里的人大多是有困难的，应该理解他们。”

“何主任问案”把脉解除“心病”

9月28日，星期三。

今日主题：何主任问案把脉。

何主任叫何剑兴，杭州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帮扶中心主任。这个中心自2003年1月16日成立以来，何剑兴一直主持日常工作。

“赵主席你来了？坐、坐。”何剑兴一面招呼着，一面拉起了凳子。

赵主席是杭州市原春光丝织厂工会主席。他告诉记者，自己在春光丝织厂当了12年的工会主席，退休18年了。他是杭州市劳动模范，老伴是杭州市先进工作者。3年前，老伴不幸患病，成了植物人，一直住在医院里，每月医疗费用要4000多元，两个人的退休工资基本交给了医院。

“我所居住的社区，社区主任原来是春光厂的，很了解我的情况，有一次碰到何主任就讲了我家的情况。何主任了解后说，可以享受困难救助一次性补助5000元。”赵主席说，“我很不好意思，一直以来，我是帮助别人的，可现在要别人来帮助我了。今天我是来拿救助款的。”

“赵主席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何剑兴急忙说，“像你这样的老主席、老先进，生活上遇到了困难，政府应该给予帮助的。”

送走了赵主席，何剑兴告诉记者，上次来了个知青王先生，他是杭州人，在黑龙江工作期间因公负伤，腿部骨折。回杭后被安排到杭州市“工纠队”维护社会治安，执勤时被犯罪嫌疑人刺伤手臂，经劳动部门鉴定为“工伤八级”，享受相应的工伤补助待遇。

可王先生遇到的困难是，他每月能领取的工伤补助金扣除社保“五金”后，只有700余元，妻子每月的退休金只有1100多元，家里还要供女儿读大学，生活十分拮据。最近王先生满60岁了，即将办理退休手续。进入社区属地管理之后，能否继续享受工伤待遇成了他的后顾之忧。同时，由于工伤，先后有5000余元的自负自理部分医药费无处报销，也成了他的一个“心病”。

“当时我正在‘坐堂’，了解到这些情况，马上与王先生所在的王马社区取得联系，进行协调。在上述情况得到确认后，对王先生的‘心病’开出‘药方’：退休进入社会化管理后，其工伤待遇可继续享受；考虑到他家庭的实际情况，一直来‘悬挂’在那里的5000余元医疗费，由中心通过一定程序给予补助。”何剑兴告诉记者。

他说，“为职工群众分忧，帮职工群众解难”是帮扶中心的宗旨，也是他的工作理念。

“民情天天聊”社区“记事”

9月29日，星期四。

今日主题：民情天天聊。

杭州紫金街道高大妈一大早就走进街道，在“民情天天聊”现场倾诉家庭的不幸：

39岁的儿子，一只眼睛瞎了，另一只眼睛近视1800度，目前挂在一家福利工厂，每月只有600元左右的收入。“本来，老两口退休工资养一个没有成家的儿子，也就这么过着了。可是，老头子去年病逝了，我的退休工资也就每月1700多元，日子就过得紧张起来了。儿子每月抽烟要花400多元，我劝他戒烟，可他脾气有点怪，自尊心又特别强，说重不行说轻也不行……”

负责主持“民情天天聊”活动的杭州市维权帮扶中心主任何剑兴，热情接待了高大妈。在倾听高大妈的诉说后，他说：“高大姐你家住得远吗？能否把你儿子叫来，我来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不远不远，你帮我劝劝他，那太好了。”很快，高大妈找来了儿子。

何剑兴笑着对小伙子说：“你妈刚才说了，你一个月600元，抽烟就要近500元。你妈年纪大了，自己也有病，就这么点退休工资，生活真的很艰难。这样好不好，你少抽点烟，这个月如果戒300元，我们就补助给你300元，戒400元我们补助你400元，怎么样？”

小伙子说：“我已经没有什么了，如果连烟都要戒，那做人真是太没意思了。再说，我也戒过了，戒了几次都戒不掉。”

“再试一试怎么样？像你们这样的情况，要列入特困救助还不够资格，我们希望给你们找个救助的理由。”

记者看到，小伙子沉默了一会说：“戒烟有点困难，再说，300元、400元起不了作用。”边说边走了。

高大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真难啊。

何剑兴说：“你家的生活困难情况，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一起想想办法，会得到社会的关爱和帮助的。”

社区“总理”现场督办细问“案情”

9月30日，星期五。

今日主题：社区“总理”现场督办。

今天来的社区“总理”叫王纳，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街道景新社区党委书记、主任。他和杭州市维权帮扶中心副主任陈志民一起来现场督办。

大概10时，两位农民工急急地进来了。两人都来自云南，其中一位拿出身份证：周小平，1964年6月生，云南昭通人。

周小平说，他来杭州打工半年多，一直在一个农民安置房工地做小工。8月9日，他在干活时从高处坠落，肋骨骨折住院。“出院后，我的骨折处还隐隐作痛，想再去看病，可包工头不让医治了。我该怎么办？”

了解到周小平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时，王纳给他们释疑解惑：一、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是不对的，自己要维护好自己的权利，以后到任何地方打工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二、要提供工作服、安全帽、考勤卡等，以证明自己是在这家公司干活的；三、回去后要搞清楚包工头与企业是什么关系？包工头是不是这家建筑企业的项目经理？

陈志民递上了写有自己联系电话的“职工维权帮扶服务卡”：“先回去，不能有过激的行为，把证据找好，再联系我们。工伤认定要有条件，也需要时间，前面的证据得要提供。不要急，我们的职责是：为您解难、帮您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