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家住贵州省安顺市开发区的袁女士在整理儿子书包时大吃一惊，11岁孩子的书包里不仅有“职业陪聊证”、“富二代证”、“少年痴呆证”，还有“泡妞证”、“结婚证”、“色男证”！“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竟在学生中间流行，实在是让做家长的担心！”（见9月22日《黔中早报》）

不可否认，一些恶搞证件低俗不堪，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一定的副作用，教育部门正确引导，工商部门加大对商家的打击力度，理所应当。只是，一些家长对恶搞证件过分担心，进而将其视若洪水猛兽，谈“证”色变，可能把这事想得过于严重了。

网络的迅猛发展、学生的个性发展，这些一定程度上为恶搞证件的滋生和流行提供了土壤。孩子的盲从也为恶搞证件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孩子们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好奇，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受其诱惑或跟风效仿，因而大可不必把这种行为上升到“异化和扭曲孩子性格”的高度。况且，早在五六年前，这类恶搞证件就在各地出现，各地曾不同程度进行监管，但其毒副作用至今还是没有显现出来，这多少可以说明恶搞证件或许没那么可怕。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曾一度担心校园里流行的“恐怖小故事”书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可如今，它们基本上绝迹于校园，孩子们对其已不再感兴趣了。恶搞证件会不会步“恐怖小故事”书籍的后尘，随孩子的兴趣转移而消失呢？也未可知。总之，该教育的教育，该取缔的取缔，该引导的引导，不必过分担心。重要的是，为孩子们提供光明的、有意思的文化娱乐生活，为孩子们的好奇心提供一个健康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