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于9月15日被患者王宝洺砍成重伤，血案引发业界震动。9月19日上午，有传同仁医院医生停诊一小时，以示抗议。很快，卫生部出面解释，停诊乃误传，医生只是为被砍医生祈福。同时，卫生部亦强烈谴责了伤害医务人员的暴力犯罪行为。

持刀相向，暴力伤人，理当受到谴责和法律制裁。不能不承认，它为医患关系恶化又添一桩极端个案。人们担心的是，只要医患关系当下的核心矛盾没有解决，恐怕这桩新例会像过去诸多旧例一样，进入我们可以预知的模式中：砍人者承担应有的责任，新闻变旧闻，不知何时，哪一根稻草压垮了医患关系两端的个体，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

医患关系交恶引发悲剧的事，也并非当下社会才有，曹操怒杀华佗就是医患信任丧失后的产物。曹操头痛不愈请来华佗看病，华佗告诉曹操，您这病根在脑袋中，要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才可去除病根。生性多疑的曹操不掌握医学知识，听到有人要拿斧头砍开自己的脑袋，那还了得？当即将华佗投入大牢，最终致使一代神医屈死狱中。说白了，医者华佗对患者曹操的解释工作没做好，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中国人自古对医生的德行都有一种期待，那便是“医者仁心”。人们并没有将医生的医疗水平放在首位，而是将“仁”作为对医生的最高赞誉和道德标尺。医患关系中，信任感的丧失，是一切矛盾的开始。而弥合这种信任裂痕，首先需要仰赖的，是医者出于职业而发的“仁者之心”，对患者时刻保有的一份“敬畏之心”。

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将自己的命运维系于制度保障之上。制度，无疑是现代人求解一切矛盾的不二法则。同仁医院事件发生后，某网站调查显示，超过8成网友认为，解决医患矛盾的根本措施在于制度。显然，医患关系恶化的核心问题，已不需要专业人士分析了，当某些积怨无法依赖制度安排而得到排解，它必然会发泄在个体身上。“强烈谴责”、“严惩不贷”、“追究到底”的强硬措辞，在复杂的医患关系背景下，对改善现状可能是无力的。

制度乏力，个体的悲剧可能就在下一个路口蛰伏。作为非专业人士，在王宝洺的病情自述与徐文医生及同仁医院的声明中，我们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但有一点可以看到，患者王宝洺2006年就医，经过一段时间的诊疗后，便开始对医院和医生产生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他期待通过法律途径表达，却因为迟迟不能开庭而陷入情绪崩溃的边缘。

事实上，对于制度的思考一直在推进。比如，多部门联合组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框架已搭建起来，相关部委及地方也出台了文件。只是它们似乎仍然停留于纸面。让文件走进现实，筑起一道防火墙，让刀斧相向的悲剧不再发生，相关方面的脚步如果能再快些，兴许，我们也就不会一次次被悲剧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