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转变之后……
“这个人是谁啊?真的是我吗?”吴昭生反复看着体检名单上自己的名字,简直无法相信自己考上了广州市越秀区总工会,“直到有人打电话过来确认,我才相信自己真的考上了”。去年9月,广州市越秀区总工会首次从珠三角外来工中考录基层工作人员,梦想之门向外来工敞开。在这次报考中,吴昭生以笔试、面试均第一名的成绩成功被广州越秀区总工会录用。想起当时的情景,他仍旧难掩内心的喜悦与激动。
从一名来自农村的外来工变成干练的工会干部,吴昭生是如何努力做到的?如今,他变身已近一年,身份的转换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身份上的尴尬处境,成了报考的动力
去年9月,广州市越秀区总工会公布了从外来工中选拔工作人员的消息后,报考的人数达到了800多人。有报考者直言:“倘若能考上,就像是天上掉下了一块馅饼。”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吴昭生脱颖而出,成为吃到了“馅饼”的一名幸运儿。
从报名、笔试、面试再到入职,吴昭生坦言,这一切似乎太快了,而自己是那么“幸运”。不过,当回忆起过去的经历时,这个来自广东惠来县的小伙子坦言,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平坦,遭遇过很多的波折。
吴昭生出身农村,家庭并不富裕,父母靠种田或者打些散工养活家里的五个孩子。他在家排行老大,从初中开始便自食其力,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赚取学费。在高中时,为了凑够学费,他每天早上4点多便起床送报纸、牛奶,早已习惯起早贪黑的生活。后来经过努力,他考上了广州大学。上大学期间,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学费只能贷款,生活费就靠做家教和派传单等兼职工作来赚取。大学毕业后,他一直想当公务员,先后经历了6次公务员考试,但都失败了。
在考入工会之前,他在广州市教苑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了3年。虽然他早已适应在这座城市生活,但由于没有编制,他总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在企业工作,感觉有些不稳定,没有归属感,觉得那只是暂时的栖身之处”,吴昭生说,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那时的他,由于工作关系常有机会接触到在高校里饮食中心和水电服务中心工作的外来工,吴昭生直言,“他们很辛苦”,自己和他们一样,身份没有得到认同,“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身份上的尴尬处境,成了他“走出来”报考工会的动力。
由于有了前几次报考的经历,自己平时也比较注重相关理论方面的积累和关注热点问题,在笔试时,他便取得了176.2分的高分,面试也取得了81.39的高分,最终在考试中夺魁。谈及此次的考试和前几次有何不同之处时,他表示,这次的考试针对性更强,由于自己本身就是外来工,所以对外来工群体的问题和现象感同身受,有话可说。
就这样,他考入了工会系统。自从成功“转身”后,他表示“感觉很不一样了”,身份不再尴尬,得到了认同,也得到了更多信任。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他更加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他终于可以比较安心地在这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只是一种就业选择,应以平和心态看待”
广州拥有数目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广州奋斗多年,但在权益保障、职业上升空间等很多方面仍然囿于学历和户籍。因此,当外来工可报考工会系统的消息一出,许多外来工都非常高兴。网友小张在网上看到这一消息时,便立刻留言,“农民工有盼头了”。
目前,吴昭生在广州市越秀区总工会的基层工作部学习锻炼,主要负责工会组建工作。由于在大学期间修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此前的工作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所以在面对工作的转换、角色的转变时,吴昭生表示自己很快就适应了,上手也较快。
今年年初,他还到广州越秀区东山街寺右社区挂职三个月,深入居民生活,进行走访调研,开展帮扶工作。为了熟悉社区民情,他还常利用中午和周末的休息时间,进行实地探访。在工作中,吴昭生还经常和单位的领导们到工地探访工人们,以了解他们的困难并及时帮忙解决,“我们现在就像一家人一样,这样让我感觉很开心,氛围很融洽”,他如此说道。
除了工作上的变化,吴昭生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心境比以前更加平和了,感觉万里长征终于迈出了第一步,“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平台,我感觉自己个人的价值正在实现”。不过,吴昭生也认为,从外来工变成工会干部,这只是一种就业选择,应该以平和的心态看待。
中榜并非“万事大吉”,许多困难仍待解决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绝大多数外来工之所以报考工会系统等机关工作,除了工作稳定外,还因为在积分入户上可以加分的措施。而谈及入户广州,其实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子女是否可以顺利留在自己的身边上学,这同样也是吴昭生关心的问题。
未考入工会前,吴昭生的户口是公司帮忙挂靠的,但由于现在考上了工会,今年又要结婚了,户口只能迁回老家。“我又成为了一名农民”,他笑着说。他表示,对于能不能在广州落户,他并不是那么看重,只要户口跟工资福利不挂钩,子女的教育问题能够解决就好。当记者问及以后子女的上学问题时,他说现在将希望寄托于政策,实在不行也只能将孩子放在老家上学了,虽然不愿意,但也没办法。
实际生活中,与吴昭生一样担心子女上学问题的外来工还有很多。记者在广州天河区棠下村采访时也发现许多外来工正在为子女在广州上学而头疼,他们都表示,一般小孩到了要读高中的时候,他们只能无奈地将其送回老家。
暨南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张蕾表示,“目前最需要迫切解决的还是从观念上引导人们对农民工等群体进行关怀和帮助,实现同城人同待遇,实现公共利益分配均等化,这是外来工们对平等生活的追求,对公正合理制度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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