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路运动中牺牲的仁人志士，他们的精神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近日，当记者在位于成都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前随机采访时，一对中年夫妇对记者如此感慨。

1911年5月，清政府为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在国有名义下强夺筹办粤汉、川汉铁路的权利，把这两条重要干线的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国家。此举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性的保路运动随后爆发。其中，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全川各地纷纷组织了保路同志会，特别是在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人组织下掀起了武装暴动。

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等“保路同志会”人士，并制造了“成都血案”。随即，清政府调鄂军入川镇压川人武装暴动，但却削弱了其在湖北的兵力，由此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机遇。

1913年，为纪念四川保路运动中的死难烈士，人们在成都少城公园（现改为‘人民公园’）内立起一座31.85米高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此碑在1988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省、市列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保路运动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重大事件。”在纪念碑正前方300米处专门设立了一个“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该馆负责人对记者说，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前奏，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线。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前来参观的人比往年明显增多。记者翻开该馆的“留言簿”，看到上边满是“缅怀革命先烈”、“永不忘历史”等抒情明志的留言。

实际上，四川在辛亥革命时期除兴起保路运动外，还接连发生了荣县起义等历史事件。为辛亥革命立下丰功伟绩的三位川籍烈士邹容、喻培伦、彭家珍，被孙中山褒奖为“陆军大将军”。

“纪念辛亥革命，关键要记住100年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先烈们。”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四川省委主委王宇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辛亥革命、保路运动已经过去了100年，虽然这10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但中国却在这100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而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所发生的百年嬗变，也映照了这一历史。

记者了解到，100年前，成都只是一个从事小铜矿冶炼、生产硝盐的城市，而如今，IT信息、生物技术、钢铁、汽车、航空等产业的发展和规模已在西部排在前列，经济总量在西部12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一，在成都投资建厂的“世界500强”企业有200多家。

100年前，成都的大小街道上，人们看到的是马车、人力车，而如今，成都市的私家汽车保有量在全国位居第三。

100年前，成都的公路只有区区几条，而如今，高速公路密布成网、四通八达，双流国际机场已成为西部地区规模最大、设施完善、功能齐备的现代化机场。

100年前，成都建筑普遍是低矮民宅，二层以上的楼房难得一见，而如今，城区面积扩大三四倍，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城市居民人均住房由改革开放前的8平方米升至3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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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嬗变，让成都连获殊荣：“CCTV全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中国最适宜退休城市”、“幸福感最高的城市”……

“要是我哥地下有知‘天府之国’百年后的变化，他该有多高兴啊！”现年78岁的彭家祥，是彭家珍烈士的堂弟（1912年1月26日，年仅23岁的彭家珍舍身炸死清军统帅良弼）。彭家祥老人激动地告诉记者，为更好纪念先烈和传承革命精神，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彭家珍家乡所在的成都青白江区委、区政府已决定拨款70万元维修当年孙中山下令修建的“彭大将军专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