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在茅盾文学奖迄今为止的全部近40部获奖作品中，《推拿》首先在题材独特性上引人注目。盘点历届获奖作品，举凡历史、革命史、城市、农村、民族文化、军旅等题材都反复出现，但以某一特殊社会群落为聚焦点的作品，《推拿》几乎是唯一的。

赵：这对“茅奖”是一个丰富化的贡献。事实上，《推拿》不是毕飞宇第一次写盲人，早在1995年的短篇《美好如常》中，他就写过盲算命师仙人李和他的盲童徒弟。

徐：很多人曾盛赞该作品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我更愿意说，这部以盲人为主角的小说照亮了以往被文学忽视的一个盲区，而且，是一个巨大的盲区——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世界有盲人4000万到4500万人，中国则有1233万人。它的出现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也启发我们去思考：还有多少个类似的群落有待于作家去发掘、表达。当然《推拿》的意义也可以置诸毕飞宇本人的创作史来观察。

关于《推拿》的主题，很多人不约而同地以“尊严”为中心词加以解读。但我感觉“尊严”似乎是由盲人这一特殊题材所天然生发出来的，换个作家来写，也必然面对同样的问题。或许应该有另外的观察角度。比如，你所说的“有缺陷的命运”、“悲哀”、“囚禁”“文化冲突”，是否可以看作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呢？

赵：的确可以作如是观。种种悲哀的苦难人生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孤独的、陷落的“孤岛”处境，还有个体反抗的各种方式。这可以看作是毕飞宇全部创作的一个总体主题。用毕飞宇自己的话来说，这个主题概括为两个字：“疼痛”。

徐：在艺术上，我认为最突出的一点是，毕飞宇在把一群自己缺乏“看”的能力的盲人变成公众“看”的对象的过程中，细腻地描绘出他们的感觉心理。他致力于传达的，是由于“缺失性”的经验而导致的某种“丰富性”的经验。他让我第一次知道，盲人怎么吃，怎么听，怎么打车，怎么就医，怎么睡，怎么爱。恰恰在这种细部，我们领略到作家笔致的准确有力。如果找一个参照，我愿意拿它和史铁生相比。同样是敏感的作家，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更加接近寓言化，更富有哲学气质，更关注残障人群生活、命运的形而上意义。而《推拿》更加贴近鲜活的、微观的生命体验，更富有感觉意义上的同情效果——不是“怜悯”的同情，而是共鸣与体贴，是认知与认同。史铁生身为残障人士，对残障人士的体贴是推己及人、自然而然的，而毕飞宇作为健全人，对自身之外的经验类型倾心体察，不是在概念层次上贴标签，而是从感觉深层发掘，把饱满的细节灌注到每一根神经末梢，就更加难能可贵。

赵：我首先想到的参照系则是阎连科的《受活》。后者同样是以残障者为中心，在对健全人与残障者的对立描写中，表达人的孤独。当然阎连科的身体叙事更注重表现物质艰难压抑下的精神极端，像他的《受活》、《丁庄梦》等病障系列；而毕飞宇的精神惶怵更多的是因为现代化进程速度过快，随之改变的空间与时间不停地刷新着乡土人生的生存坐标，因此，他的身体叙事更多的是以经验时空的载体出场，以丧失主体性的死亡叙事（“活死人”、死人）退场，永远地被封存在封闭的时空体之内，如立孤岛之上，这也转喻出毕飞宇对多种文明的态度。

徐：如果说有什么不如人意之处，我想说说人物方面。作为结构轴心的王大夫自然相对丰满，次要人物中的小马等人表现得也算有深度。但总的来说，似乎笔力平均而分散，在力度上缺乏像筱秋燕、惠嫂、玉米等那样令人过目难忘的形象。也许是群体本身显著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内部人物之间的区别性吧。另外，个别情节和细节也不无生硬。例如，金嫣和泰来的爱情开端就似乎过于离奇，缺乏合理性基础。又如让小孔两次爆出的粗口，也似无必要，与人物整体形象不协调。

赵：我感觉后半部分节奏加快，似乎过急了，不如前半部分从容。总体结构上，也欠圆融精致。对于毕飞宇这样一个技巧几臻纯熟的作家，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