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诞生于１９７９年、并于１９９６年首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启动了第二次“大修”。说是“大修”，因为此次修改的面较大，修改补充的条文较多，修正案草案有９９条，拟将原法从２２５条增加到２８５条，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

诉讼，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打官司，刑事诉讼则是有关犯罪方面的官司。我国《刑法》规定了哪些行为构成犯罪，应该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判处怎样的刑罚。而《刑事诉讼法》则是关于犯罪行为发生之后，如何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直至执行的程序规定。也就是说，一个刑事案件发生之后，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应该干些什么、怎样干，并最终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是有流程和规范的，每一个刑事案件都要按照这个流程去办。《刑法》是实体法，《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

一直以来，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立法、司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问题。而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前提，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追求的目标。程序不合法或者程序设置本身不科学、不合理、不周延，或者办案人员故意不按正常程序办事，都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的实体权利。

近年来，因程序问题造成的司法不公甚至冤假错案时有发生。比如，一度非常引人关注的羁押场所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蒙冤入狱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悲剧不时上演，不少律师被故意阻止会见自己的当事人，等等。这当中固然有具体办案人员违法违规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正是程序上的不尽完备和严苛。这些现状都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迫切需求。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诸多条款的人性化色彩很浓，给部分程序漏洞打上了“补丁”。比如引起热议的“不强迫大义灭亲”条款——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规定这些人除外。这是对中国古代“亲亲得相首匿”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回归或者说延续，也符合不少国家作证豁免权的理念，尊重人的基础情感，尊重人伦。再如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记录封存制度，为的是帮助其更好地回归社会。再如完善了非法证据的排除制度，除了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外，还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进行，并规定对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等等。证据规则的完善有利于避免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具体的修正条款还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继续讨论和审议，但透过这些条款，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法律的温度，一种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让渡和尊重，一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这是一种文明，也是一种进步。

尊重人权，尊重犯罪嫌疑人、违法违规者乃至更广范围的特殊人群的基本权利，应该成为法治社会的共识。明天，但愿不会再有小偷被当街凌辱、守法公民被随意带走、嫌疑人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