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河深海深不如职工医助的情意深”

云南省曲靖市监察支队职工李思峰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全家三口仅靠他每月1000余元的工资维持生活和住院治疗。2005年，他在北京实施了干细胞移植手术，住院费用总额高达44.8万余元，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支付22.5万元后，其个人自付总额仍高达22.3万元，占医疗总费用的50%。全家经济一度陷入困境。

由于李思峰参加了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他获得了166680元的补助金，使其个人自付比例下降至12.65%。

他说，“这近17万元的补助，使我们在精神和经济上减轻了很大的压力，我真诚地感谢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使我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和美好的明天。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职工医疗互助的情意深。”

使得李思峰从绝望中看到希望的直接“恩人”是工会，是云南工会已经开展了8年的“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说，云南职工看病就医有三条保障线，一条主线，两条辅线，主线是国家医疗保险，两条辅线则分别是工会搞的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精算专家、云南财经大学教授李兴绪一直是活动的参与者和主要设计者之一，他这样评价活动对职工生活的影响说：“如果其他系统都像省总工会这样持久地把职工的甘苦放在心上，持久地做工作，我们的民生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由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6月30日，共计八期活动，先后有1930万人次的职工参加活动，收取职工互助金13.0亿元，支出了9亿多元，先后惠及职工150多万人次，其中职工得到最多的一次性补助高达166680元。

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副主任余庆湘每次对记者说到职工医疗互助工作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泪光闪闪。

“压力太大了，”她说，“吃不下，睡不着，连做梦都是工作，经常在夜里梦见什么工作还没有安排而被惊醒。”

一个班子奠定了一个事业的诞生

“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以其独特的民生惠及角度，目前在全国都颇有声誉，而它的产生，和一个领导班子的诞生有关。

2002年12月26日至28日，云南省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选举出了云南省总工会第九届领导班子。

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江巴吉才当选为主席，张在权当选为常务副主席，其他几位副主席按当时新闻报道的排序分别为卢正国、杨文学、童凤华、李晋云，陈欣生当选为经审会主任。

这七位领导成了后来决策、推行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核心层。

以江巴吉才为代表，这个领导班子直接、间接地和职工有着浓厚的情结，他们全部来自基层一线，对民生疾苦都有着切身的体会。

江巴吉才是一位历练极为广泛，为人厚道，眼光敏锐，看问题高屋建瓴的藏族领导干部，他从民办教师、信用社会计、文书、区委办公室主任、团委书记、区委书记等最基层的干部做起，历经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书记、州委书记、做到了省委统战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省总工会主席。

当选省总工会主席时，江巴吉才尚是云南省第八届政协副主席，不到一个月，即2003年1月19日，在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云南省人大常委会；2008年1月24日在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江巴吉才再次当选为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而在此前的2007年11月19-21日的云南省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江巴吉才再次被选举为第十届省总工会主席。

在江巴吉才上述的职务中，记者没有列出他的另外一个职务。

这个职务甚至在省总机关，在全省工会，也是知之者甚少，而且这个职务和他的内心情结有着高度的一致。

这个职务是“云南省慈善总会会长”。

2009年8月，云南慈善总会换届选举，颇有人望的江巴吉才被推举为会长人选并顺利当选。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做善事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我们都是普通人，无法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好每一件小事，力所能及地去帮助别人，并从中得到快乐。”

江巴吉才关于慈善事业的这段心声，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他对工会工作的情感。

他本人每年都要拿出部分工资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寒门学子。

江巴吉才主政云南工会后，解决了几个对全省工运事业的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一个是率先在全国解决了从16个州市到129个县市（区）工会主席100%高配的问题，高配后的工会主席普遍展示了协调能力强、人际资源广的特点，云南工会工作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再是通过他的协调，同时也得力于工会主席的高配，顺势解决了工会经费地税代收的问题，彻底并一劳永逸地打通了全省工运事业发展的物质“瓶颈”。江巴吉才说：“2003年我当主席时，全省工会经费收缴困难，只有2010年的三分之一，现在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工作经费，虽然开支不小，但我们拿得出，是因为工会经费的收缴问题解决了。”

江巴吉才就任省总工会主席后不久，经过遍及全省各地、各界的实地调研，他发现云南职工贫困面大，贫困人数多，“主要突出反映在‘三难’上——就业难、就医难和子女就学难。”江巴吉才说，“这三个问题中，就业、就学两难工会一直在做工作。纾解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难，工会配合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在力所能及的方面，比如小额贷款 、贷免扶补等，做了不少工作，也有成绩。贫困职工家庭子女因为经济原因上学难，工会开展了‘金秋助学’等活动，一定程度也解决了困难职工的子女考上大学读不起的问题。”

在江巴吉才看来，当时工会在职工“三难”上，“惟一没有参与的就是缓解职工‘就医难’，也就是看病贵的问题。”

但他认为，“工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优势条件，一个是省委白恩培书记当时在全省工青妇工作会议上要求工会要‘议大事、抓载体、干本行’，而且这个会议上出台的省委三号文件解决了县以上工会主席高配的问题，给我们做这个工作创造了组织条件。再一个是，我感到工会组织体系健全完善，具有很大的动员组织能力，还有巨大的号召力，可以把全省职工动员组织起来，做这个事，关键是工作要做到家，做到职工的心坎上。”

2003年开春，一场由南及北的“非典”瘟疫波及全国，云南虽然幸免，但还是把人的目光引向了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民众身体健康问题上，江巴吉才更是极其关注困难职工当时所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的突出问题，他迫切感到，职工最需要工会为他们解决这个困难。

但要做这样的一个事业，不是有一定条件和有热情及善心就可以的，还需要科学严密的论证。

“好事要办好，实事要办实，需要科学的论证，不能凭脑袋发热办事。”江巴吉才说，“它需要经济学者认真精确的测算和反复论证，还需要劳动、人事、财政、卫生、审计等相关的多个政府部门的参与和对他们的调研，需要对全省医保情况做普遍而详细的调研，拿出第一手资料来。”

“ 党委有号召 ， 工会就要有行动 ”

2003年，云南省总工会萌生搞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想法和中央以及云南省委的相关工作大局的谋划有关。

2003年初，省总工会在对职工医疗卫生状况的调查中了解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后解决了参保者的基本医疗需求，但职工在患重大疾病时的医疗负担还较重，尤其是不少低收入职工有病不敢住院。在各级工会建立的特困职工档案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较高，职工迫切要求工会为此提供帮助。

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的同步改革，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医疗救助和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而此前，云南省委七届四次全会提出了“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列为各级党委的工作任务。”

云南省总工会副主席杨文学告诉记者，“党委有号召，工会就要有行动，我们省总结合云南的实际，感到可以在解决职工‘看病贵’问题上有所作为，于是思路向职工医疗互助这个角度靠拢。”

他说：“工会作为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应当努力协助党和政府解决好职工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省总工会形成和统一了工会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责，要从职工群众最关心、最需要帮助的问题做起的认识。”

“面对职工的期望，省总工会按照省委的要求，在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按照‘党政所需、职工所急、工会所能’的工作思路，经省政府批准，于2004年7月启动了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作为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创意者、提出者、实践者，张在权厥功至伟。

活动的发轫来自于一件看似不经意的小事对张在权的触动。

2003年7月，张在权因为痔疮手术住院治疗，医保报销之后，他自己还承担了两三千元，这个事对他触动很大，推己及人，张在权想到了许多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普通职工。他说：“我当时想，我还是厅级干部，住院做个小手术尚且自付这么多，如果是普通职工，尤其是困难职工，他们如果得个大病怎么办？”

于是，一个“让职工生什么样的病都敢住院治疗”的职工之间医疗互助构想由此萌生。

职工医疗互助的点子当然好，但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庞大的科学难题，到底至少需要多少职工参加？每个职工应该交纳多少钱？补助额度又是多大？补助的“门槛”应有多高？资金一旦汇集怎样管理？设置一个什么机构来负责办理？要多少工作人员？工作经费何来？

无数的严峻问题纷至沓来，党组感到，这需要专家做数理模型进行科学的测算，绝对不能拍脑袋决策。

后来，党组决定从云南财经大学聘请精算专家李兴绪加盟活动的筹备，担任活动可行性的科学论证。

时值盛夏酷暑，党组会决定派出学习考察组。

对外，请时任省总巡视员的施之兰和副主席童凤华冒着酷暑带队外出上海、浙江考察，请时任省总法律保障部部长，现任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的王惠萍带人到辽宁、广东、四川考察。对内，省总组织8个调研组分赴16个州市和产业厅局（公司）调研。

陆续地，来自省外的考察团回来了，省内的考察也结束了。

来自省内的考察情况总体是，党政支持，职工欢迎，卫生部门乐观其成。

来自省外的考察报告汇集后，党组认真研究，觉得兄弟省市的好多做法可资借鉴，但也发现有些帮扶措施不太适用于云南。

党组给即将诞生的“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定下两条铁打的规矩，精算专家李兴绪把它叫做“天大的原则”：

第一， 从思想上和行为上，到制度保障上，要保证绝对不允许有一分钱的盈利，所汇集的全部资金不得进行任何投资经营；

第二， 工作人员的全部工作经费由各级工会从工会经费里另外列拨，职工交纳的互助金每一分每一厘要全部用于职工身上。

这两条铁规事后证明，这是“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生命力所以旺盛不衰的最重要的措施。

党组提炼了4个高度凝练又准确到位的词组给活动定下了运作的调子：“于法周圆，于事简便，方便职工，管理科学。”

这个要求后来完全做到了，比如“于事简便，方便职工”：昭通市昭阳区职工医疗互助代办点的赵庆冲告诉记者，职工报账，按照他们的权限，“在3000元以内，一般在三分钟内办妥，3000元-1万元的，不超过5天，直接给现金，很方便。”云南冶金集团工会财务部部长苟忠兰也说：“职工来报账，只要几分钟就可以了，随来随报。”

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顺利诞生，不仅是江巴吉才及省总党组成员的功劳，也是省委、省政府领导审时度势及时加强领导和大力支持的结果。

省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积极协调政府支持帮助开展工作。省政府也十分赞赏，省卫生厅、财政厅、审计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以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编办等有关单位都表示要积极支持，一路绿灯。

当时，省总提出作为开展这项工作的一个物质前提保障，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风险准备金，不久，时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的秦光荣，到云南中烟公司帮助协调了1000万元风险准备金，另外省财政又拔给了100万元的开办费。

在省总党组看来，这1100万元不是经济概念，而是省委、省政府对工会的信任，对这项工作的巨大支持和期许。

“省委白恩培书记、当时的省长徐荣凯带头参加活动，省委常委中，除了部队常委外，其余全部参加医疗互助活动，省政府的所有副省长也参加，省领导在表明一个态度，他们立场鲜明、高调坚定地支持工会搞这项活动。”杨文学说。

天地氤氲，春潮在望。

省总党组“要让职工生什么样的病都敢住院”的理想随着2004年7月1日的临近，正在变为现实。

爱职工，不盈利：一个纯洁

“婴儿”的诞生

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这个“婴儿”的顺利诞生，有一个“助产士”不能忽略。

他就是前面已经提及的云南财经大学现代统计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李兴绪。

“2003年6月的一天早上，大概是10点左右，我接到校办的通知，让我去校长办公室，去了以后发现，省总工会张在权副主席和时任省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吴以平在。”

张在权二人就是来云南财大找李兴绪给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做风险和可行性测算的。

张在权饶有兴味地仔细询问了李兴绪的专业背景及学术成就后，决定由李兴绪来负责这项工作，他说：“你来承担，时间半年，主要是测算风险有多大？职工应该交多少钱？”

末了，张在权诙谐地委李兴绪以重任：“收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你说了算，你说应该收多少，我们工会就收多少。”

“他这样一来，我的压力就大了。”李兴绪说。

就李兴绪的工作目标，杨文学副主席说，难就难在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不崩盘，又要少剩钱，还能维持活动健康发展。”

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并把任务圆满完成了，李兴绪才发现没有和张在权“讨过价还过价”，是第一期做完了，省总象征性地支付了10万元左右，“这是所有的费用了，如果为商业保险做这样的研究，按惯例起点要在100万元。”李兴绪笑笑说，“当时就根本没想到要谈费用，我只是要求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是做完了省总主动付的，10万元实际上是随心功德，以后接着做，也从未提过要钱。”

李兴绪这些年做过几十个项目，一位美国教授问他所做过的项目哪个最难忘，他说就是这职工医疗互助项目最难忘，“心理感受最好，同时得到费用也是最少。哈哈。”

当时最大的困难之一，是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数据，“后来通过昆明医保中心，收集了好多数据，但考虑昆明是发达地区，数据样本不具备充分的代表性，又到玉溪、临沧、曲靖收集了很多。”李兴绪说，“数据很简单，但要靠手工全部录入，一共9000多条，有多大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在李兴绪看来，这9000多条数据虽然还不是完整的抽样数据，“但基本可以以它为基础，运用数理统计的方式，找到其普遍性，也就是职工生病、住院及费用支出的普遍规律。”

反复测算以后，李兴绪及课题组拿出了9套方案。

最后，省总选定了所有参加活动的职工每位一年交纳互助金72元的方案。

“这套方案适中，不高不低，既能适应职工的经济承受力，补助面大，在自付比例超过40%的情况下补助高，可化解职工因病致贫的风险，又能保证活动的正常进行。”李兴绪认为，“在开始搞活动时，这种‘补助面大补助水平高’的方式是必要的，它可以吸引更多职工的加入。”

这套方案规定，凡是云南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种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只要是参加了国家医保，由所在单位工会统一组织（不低于本单位60%的职工），集体参加活动。

“设置这两个前提的考虑是这样，活动只是国家医保的补充和延伸，所以必须是首先参加了医保，我们才接受。其次，不接受个人形式加入，而要求以单位工会组织参加的方式。”省医疗互助中心主任张松说，“后一个条件隐含着以此促进建会工作的意思。”

方案具体规定，“职工住院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的费用，在统筹基金支付后的自付部分，采用分段计算累加补助。”从1200元起至20万元的住院自付部分，分段补助百分之四十、五十、六十和七十，一次性最高补助金额为128020元。

具体补助情况如下：

职工住院自付部分超过1200元至5000元（含5000元）的部分，补助40%；逾5000元（不含5000元）至1万元（含1万元）的部分，补助50%；逾1万元（不含1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部分补助60%；逾10万元（不含10万元）至20万元（含20万元）的部分，补助70%。

省总借鉴外地的经验，结合云南的实际，提出了5条定位思路：实行全省统筹；不许搀杂商业（盈利）行为；以收定支，收支平衡；重在活动，不搞“基金会”、“理事会”；只对职工住院自付部分进行互助。

“当时为患病住院职工着急，心想尽快推出活动为职工解难，就决定在当年的7月1日，在党的生日那天开展活动，每期一年，到次年的6月30日结束。现在看来，这个时间和财务自然年度有些冲突，所以，从马上开始的第八期起，我们把活动时间调整为一年半，这样，从第九期起，活动就是从每年的元月1日开始到当年的12月31日结束，和自然年度吻合。”张松说。

运行的规范有了，还需要机构和人员，经过江巴吉才等领导的反复奔波协调，在省编办的支持下，省总争取到了12个事业编制，成立了“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省总决定由副主席童凤华兼任中心主任，抽调张松、吴以平、余波等三名机关干部任专、兼职副主任，还抽调了曹丽清、余庆湘、金勇、尹江宾等4人充任工作人员，全省共设立了一个中心、67个 办事处、129个代办点，形成了上下贯通、整体联动的服务保障网络。

李卓坤、贺靖坤、贺海林、李谨等几个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还没毕业，就被省总“预订”到中心工作了。

最后，考虑到宣传效果，省总党组群策群力，甚至琢摩出几条简明扼要、易懂易记、朗朗上口的口号，比如“有病人帮我 无病我帮人”、“男士少抽一盒烟 女士少买一件化妆品”等，鼓励职工积极广泛参加活动。

此后，是全省性的宣传发动工作。

全省各级工会的1300多名工会干部走上街头、走进厂矿，向广大职工宣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广大职工踊跃参加医疗互助活动。截至当年6月30日，全省参加第一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单位有17887个，参加人数达1806105人，收到职工缴纳的互助金总计为130039560元。

无论是参加人数还是互助金，都超出了省总预定的目标。

这意味着，每个职工每月花6元钱就给自己筑起了一道“安康大堤”。

2004年7月1日，骄阳当空，万里无云，在云南省总工会办公大楼前，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正式启动，时任全总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的董力，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主席江巴吉才，副省长李新华等出席了启动仪式。

第一期活动共有70980人次得到补助，其中获得1万元以上的412人，10万元以上的3人，有一位职工获得当期补助最高额的128020元。

获得这笔最高补助的“幸运者”名叫此称，是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教育局藏族职工，2004年8月被诊断出乙型肝炎、急性肝功能受损、肝内多发性结石。他在昆明进行肝移植手术，医疗费用总额为345944.82元，而他个人自付为212824.82元。

此称成为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自2004年7月1日启动以后第一期活动中第一例获得最高额补助金的职工。

8个年头以来，截至2011年5月30日，全省共支出互助金8.23亿元，先后惠及职工142万人次，其中最多的一次性补助高达166680元。

看到了活动效果的职工从此不再有丝毫犹豫，参加者自发积极踊跃，参加职工人数从第一期的180万到205万、225万、243万、257万、268万、274万，直至第八期的276万，连年攀升。

“第一期活动筹备发动时，我们动员职工参加，那个难啊，现在不用了，每年刚过年不久，就有职工来问，下期活动什么时候开始？互助金要交多少？”昭通市总副主席田廷琥告诉记者。

据省总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卢正国介绍，更有甚者，个别企业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活动，“结果引发职工上访，形成群体性事件，你说多有意思。”他说的是滇东北有两个煤炭企业，有职工两三千人，因为没有参加医保依照规定就不能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但职工对活动有极大的需求，结果导致集体上访，后来妥善解决了参加活动的问题，职工才安定下来。

对全省职工8年来参加活动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轨迹，卢正国有个很形象的比喻：“从懵懵懂懂到半梦半醒，最后到清醒百醒。”

从“敬畏心”到“他者”的

犀利目光

公信力是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生命线，活动从酝酿、诞生到成长，省总党组一直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一开始，在宣传动员组织阶段，不少职工认为这是商业保险，是工会借鸡生蛋以此“敛财”的一种方式，是“集资”，甚至不少职工以为是“传销”活动，但在各级工会的辛勤工作下，凭借云南工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美誉度，这些顾虑和不实传言被逐渐消除。

尤其是第一、二期活动开展完毕后，总共有199330人次获得补助，其中，有13人获得了超过10万元的补助，他们总共获得了1905578元——这些实例借助媒介，借助人际传播，加速扩大了广大职工对活动的认可与信赖。

党组确定了以下多条确保活动启动后正常健康运行的原则——

绝不盈利，与所有带有商业性质的类似做法严格区别，上期活动结束后所有节余，自动滚入下期活动中，继续作为职工补助金支出，不许像商业保险一样，未报销的钱，变成自己的经济收益；

所有工作经费概由工会经费支出；

成立互助经费监督审查委员会，制定《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经费审计监督办法》，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陈欣生任监审会主任，不仅引入工会纪检和经审会进行监督内审，而且引入国家审计部门全程介入，监督审查；

每一期活动结束后60日内，在《云南日报》显要位置公示互助金收支情况；

成立有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工会、财政、卫生、审计、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省企业家协会、部分州市总工会、部分产业厅局公司工会、部分职工代表等单位和个人组成的管委会进行民主决策并监督管理；

所收取的互助金悉数存入银行，银行必须是国家信誉度极高的银行，不许存入民营或者商业小银行；

所收取的互助金惟一用途就是支付职工报账，其他的任何用途，包括任何投资，均不允许；

具体管理资金的省医疗互助中心形成以主任、副主任、出纳、会计为核心的7人管理小组，其间，相互制衡掣肘，预拨款超过10万元，必须报经分管的省总领导批准；

为了安全，通过中心的主机程序控制，其他电脑不能随意更改任何数据。

监督的本义更偏重于“异体”的审视，省总党组知道，仅仅是自己内部的监督，总会有失之于“自己人”的人情盲区，必须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对活动资金的管理、使用，进行掣肘和制衡，于是以苏黎为代表的云南省审计厅以管委会成员的角色进入监督层，对活动资金使用的审计常态化、经常化，对确保资金安全，进而确保活动保持公信力，再进而使活动保持巨大的生命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通过这些“游戏规则”及对规则的严格遵循，社会各界对活动资金安全的担心逐渐消失，迄今为止，七期活动进出资金几近20亿元，没有一分钱被滥用！

云南省审计厅经过审计，结果就一个字——“好”。

2009年，审计厅依照规定对卢正国进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束，我问他们，医疗互助活动经费有无被违规动用了一分钱？审计厅的同志说了两个字，‘没有’。”

云南冶金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工会主席焦苏华则认为，单是审计还不足以构建活动的公信度，他认为做得最好的是公开了活动全过程及收支、使用的情况，“公开最重要，公开了等于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省总现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惠萍告诉记者，搞这个活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实际是靠省总和各级工会，包括企业工会在人力、财力、物力上不停地投入来维持的。

她介绍说，全省所有67个办事处、129个代办点的420位工作人员没有一分钱的补贴，“全是义务在做工作，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这个精神相当宝贵。”

“当时仅省总本级，每年划拨的工作经费就高达300万元，第三次管委会曾提出，从互助金中按5%的比例提取管理费，”张松说，“但被江巴吉才主席和省总党组给否决了，江巴吉才主席说，互助金一分都不许动，工作经费由工会经费中列支，工会经费就是为职工办事服务的。”

在内部管理上，互助中心最大限度地实行了分权制衡。职工医疗互助中心有7名工作人员，“我们7个人，几乎每个人都管事，管图章的，管账的，管保险柜钥匙的，管审批的，要动一分互助金几乎要全部人参与，否则根本动不了。”张松说。

活动的实质是对困难职工行善，因此，参与者的心态很重要，人心的纯洁与向善，工作态度的认真细致，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上游戏规则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余庆湘也反复告诫中心工作人员，要以“善心”为出发点，做到“觉悟、坚守、传承”。

余庆湘的智慧成天用在琢磨工作上。

第一期活动前需要设计一张参加职工必须填报的申请表，200万人都要填，要印制200万张，印刷费就要30万元，余庆湘感到费用太高了，她建议以团体为单位提出申请，一个团体只需填一张表，团体表的印制费用只要2000元，“30万元锐减为2000元，还方便了职工，我好高兴，好有成就感。”

搞活动的第一、二期，电脑是单机版，第二期以后，感到单机版不适应海量数据的处理，而且不方便不安全，决定升级为网络版，一家福建的电脑技术公司来谈，开价100万元，张松、余庆湘嫌贵，不干了，最后以15万元和现在本土这家勤联科技有限公司谈妥开发新系统。

网络版管理软件开发出来后，全省都可以使用，但没有收基层一分钱的服务使用费。

对参与日常工作的420位工作人员来说，杨文学认为具备敬畏心至关重要，“要有敬畏心，没有敬畏心胆子就会瞎大。要敬畏法度，敬畏民众，没有敬畏心的人破坏性非常大，是十分可怕的。”

工会“倒贴”6000万元：

“活动”因此“高不可及”

云南工会举全会之力，搞了“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赢得了社会各界高度好评，真正在“党政所谋，职工所需，工会所能”的交集点上找到并搭建了一个为党政分忧，为职工谋福利的平台，8年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取经者纷至沓来，“但没有一家效仿我们。”省总领导感慨说。

省审计厅副厅长、管委会副主任苏黎针对这种现象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活动是云南人一个人在战斗。”

为什么云南工会可以办成这样一件使党政、职工、工会、社会等相关部门都有益的事？

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一直要探求明白并给受众提供答案的问题。

从4月26日采访张在权开始，到6月3日采访江巴吉才，整个采访活动持续了一个月又八天，面对几十位被采访者，记者反复询问，也反复求证，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云南工会这个盛举。

答案是在采访过程中逐渐显现的。

2004年7月1日第一期活动开始时，党组希望确保150万人参加，力争180万名职工参加，“结果力争的目标达到了，有180万又6105人参加。”2005年7月1日开始第二期活动，参加人数为205万，第三期225万，第四期243万，第五期257万，第六期268万，第七期274万。

“第八期活动已经于2011年7月1日开始，参加职工达到了276万人，收到互助金3.2亿元。”王惠萍说。

职工参加人数的稳步攀升说明职工认同了活动。

职工为什么认同活动，又是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实惠。

这些实惠是怎么来的？

是云南省总党组搞这个活动“纯粹为职工解难，绝不盈利”的价值观决定的。

其实，就“让职工生什么样的病都敢住院”这个诉求来说，“不盈利”还属于比较消极的范畴，云南省总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点上，而是进了一步，往活动中投钱，以积极的态度去化解百万职工所遭遇的困难，因此，可以这么说，职工所得到真金白银这些实惠，不仅是云南工会“不盈利”价值观的体现，更是他们主动“割肉”的结果。

王惠萍说：“没有一分钱的利益追求动机和行为，而是主动‘割肉’让利职工，我认为是这个活动所以成功并能健康发展下去的根本原因。我想，你是用‘义’的价值坐标来衡量并定位这个活动，还是用‘利’的价值坐标来衡量定位？”

杨文学则一连用了4个“自己主动”的排比句来诠释云南省总对百万职工的阶级情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市场经济的某些价值观判断，搞这个活动，其实是省总党组犯‘傻’，自己主动找麻烦，自己主动付出巨大的经济、精力和人力、物力，自己主动找‘罪’受，自己主动找了些本来没有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来承担。”

江巴吉才也同意杨文学的观点，他说：“省委是要求工会议大事、抓载体、干本行，但具体没有要我们做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这个工作的政治性很强，是我们工会主动创造性地找来干的，等于的确是自己主动去承揽了极大的政治责任。”

政治风险随着活动的健康正常运行，基本消除了，但经济方面的付出却是实实在在的。

活动孕育之初，省总就为活动定下“绝不赢利，职工的互助金每一分钱都只能用于职工身上”的原则，但是，很显然，就组织架构来说，全省一个中心、67个 办事处、129个代办点，总共有420人在从事这项工作，必然发生工资及宣传、电脑、打印、交通、印刷等工作经费，这笔庞大的开支怎么解决？

省总一开始就确定，包括人员工资等在内的所有工作经费，由省总从工会经费里列支，所收的互助金绝对不动一分钱，江巴吉才告诉记者：“我当时就表态，这个工作经费无论需要开支多少，由工会经费里开支，工会经费收取了就是要为职工服务办事，拿工会经费为职工做医疗互助工作，天经地义。”

5月4日，云南冶金集团工会财务部长苟忠兰告诉记者，“公司工会为此支出了31万元。”

5月7日，记者在红河州开远市总工会采访，市总从事此项工作的常艳春告诉记者，“为了搞好活动，8年来，市总支出了近100万元。”

5月18日，在丽江市总，副主席张春生告诉记者，全市工会8年来为活动投入了不少于140万元的经费。

5月20日，大理市总副主席施云红给记者提供了一个大理市的数据，“我们市总本级，8年来的投入不下150万元。”她说，“比如，报账的单据非常重要，我们怕寄达过程中搞丢了，给报账的职工带来损失，就规定一律用特快专递寄送，每封23元，一年有七十封左右。”

5月23日，昆明市五华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丽萍告诉记者，他们从第一期到第七期，一共投入了不低于40万元的经费。

省总及各级工会8年来，为活动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开支。

这个不全面、不精确的数据是余庆湘提供的，“这8年来，仅省总和全省各级工会为了开展这项工作直接付出的经费，可以统计的，至少有5300万元，其中省总本级拿出了2300万元，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以及30多家产业厅局公司工会付出了3000万元。”

但实际上，全省各级工会为此所付出的不低于6000万元。

“我们一开始设计活动方案时，因为党组定了不盈利的原则，所以没有考虑运行成本。”用李兴绪学术味很浓的话来说，6000万元就是这8年来工会为之付出的“运行成本”。

表面上，似乎是8年6000万元和仍将继续发生没有底止的巨额补贴，使得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成为“高不可及”的范本，实质上，是云南工会人真正把党中央“民生工程”理念落实在行动上，把关心困难职工化为具体的工会工作的表现，它体现了工会跟党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价值追求。

“工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有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杨文学反复强调这个立场，“各级工会拿出6000万元的工会经费补贴进去，补贴的不是钱，是工会组织关爱职工的一颗心。”

一个“好活动” 两大“副产品”

得到补助的细心职工会发现，从第七期活动开始，在《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补助审批表》最下端，增加了一行字：

“尊敬的XX同志，您获得XX元补助，这是XX个职工汇聚的爱心，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按照这个提示，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患病职工李思峰，获得了166680元补助，扣除他自己所交纳的50元，他实得到了166630元补助，按每个职工交纳50元计，他一共得到了来自3333位职工的爱心帮助。

而这3333位职工，也许没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没有一个是他认识的。如果不是工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李思峰不可能得到3333位陌生人的无私帮助，由此可以看出，工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纽带作用能集腋成裘，温暖那些困难的阶级兄弟。

上面这句简单的提示语，是余庆湘的创意，巧妙地提醒获得帮助的职工，是素不相识的阶级兄弟姐妹用自己的血汗钱在帮助他，从而揭示了一个道理，市场经济条件并不排斥工人阶级具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素质。

昆钢公司工会七期活动共计组织了414191人次的职工参加，总共汇集了互助金24002036元，补助了33554人次，补助金总额为21844852元，两两相抵，昆钢职工还余下2157184元爱心帮扶了其他企业和地区的职工。曾经有人在昆钢参观学习时就此问时任昆钢党委常委、公司工会主席的顾俊恒：“你们何不自己搞活动，干嘛剩这么多钱去给别人花？”顾俊恒笑笑说：“昆钢是云南人民的昆钢，昆钢职工为别的企业或者地区的职工作贡献也是应该的，我们很高兴。”

云南冶金集团工会先后组织了162908人次参加，汇集了互助金9548490元，补助了12823人次，补助金额为8366282元，余下的1182208元，等于为其他企业或地区的职工作了贡献。

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5月6日下午记者在昆明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的医疗互助活动窗口采访，工作人员尹立俊给记者讲述了他所经手报账的一个事例，从中可以看到类似昆钢、云南冶金集团职工所交纳的互助金是怎样对其他职工献爱心的，“市里有个老企业，在职职工100多人，退休老职工有好几百人，他们交纳的互助金就四五万元，但每年都报回去十几万元。”

丽江市总工会办事处的钏丽芬曾经遇到一位70岁的老职工来报账，“他那次报得7000多元，很感慨，他说他活不了几年了，他占用这么多人的捐助，他自己一年才交80元，觉得自己很愧疚。”

昆明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办公室主任何树升还告诉记者一个现象，有时候，工作人员失误，把互助金发错了，多发给人家，“大部分企业很配合，会把我们多付的钱交回来，甚至已经发到职工手中也能收回来。”

如前所述，由于活动的“大数原则”，也由于活动所定的游戏规则，应该说，相对于退休老职工，在职职工从活动中“获益”者少于这些老职工；相对于40岁以上的大龄、高龄职工，30岁左右及以下的年轻职工从活动“获益”更少——但是，这些职工还是年复一年地交纳互助金去帮助别人。

王惠萍书记说：“医疗互助活动实际上已经成为提升云南380万职工道德素质的平台，你想，8年来参加活动的人次达到1654万，而获得补助的人次才有142万，也就是90%多的职工只是交钱，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如果不是他们的觉悟高，道德素质高，活动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有好多八零后年轻职工对我说，尽管自己没有报过一次帐，但还是要继续参加，帮助别人也是快乐，他们令我很感动。”

杨文学对通过活动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与统一，印象特别深。

他说：“通过这个活动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在目前利益有所分化，诉求不一的情况下维护自身的团结与统一尤其重要，互助就医，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他们在互助互济的过程中，增进了友谊促进了团结，强化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由此还给工会组织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工会由于开展这项工作获得了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工会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为增强，”他说，“社会对工会的评价高了，做工会工作的荣誉感油然而生。”

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还促进了工会组织的建设，杨文学介绍说，“由于活动规定必须是由单位工会组织职工参加，这就还巧妙地促进了建会，对于没有建立工会的单位，职工对活动的需求会对它产生压力，要求建会，以便参加活动。”

昆明市五华区总工会副主席马雷认为，活动还促进了和谐企业的建设，“活动为企业解决了难题，有了活动，单位职工生病，由企业行为变成工会行为，等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帮助这个职工，职工的难题得到解决，反过来他会感激企业，这样企业就和谐了。”

张松和马雷的观点近乎一致：“一个企业有一两个绝症病人，会成天来找党政领导要补助的，领导会很头痛，经常陷于这些矛盾中，影响正常的工作，现在有了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企业工会就替他帮职工解决了。”

杨文学认为，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派生了两大“副产品”，“一是职工道德水准因此得到提高，一是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

新标高：“巩固求发展，服

务求效益，改进保品牌”

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历经8个年头的稳步发展，已经从“丑小鸭”变身“白天鹅”了，但这只意味着仅仅是有了一个好的开端，离职工的心理预期还有很大差距，杨文学用三句很精炼的话给活动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进一步努力的标高——

“巩固中求发展，服务中求效益，改进中保品牌”。

他特别对记者解释了其中可能误解的“效益”二字，“我说的效益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效益。”

活动自2004年7月1日开展到今天，虽然基本的客观情势，也就是职工看病贵的问题在医保阶段并未得到根本的缓解，职工对活动的需求依然很旺盛，活动已经成为云南工会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杨文学所说的“改进中保品牌”就是针对这种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的。

一个是报销情况在年龄段和地域分布不均匀，公平问题渐显。

相对于退休职工报账多的情况，在职职工报得少；相对于50岁以上的老职工，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职工报得少。此外，相对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报得少。余庆湘说：“像曲靖、昆明、红河、楚雄等发达地区报的多，而怒江、迪庆、西双版纳等欠发达地区报的少，客观上变成不发达地区职工凑钱来扶助发达地区职工。”

李兴绪从专家、学者研究的角度提出了活动以后发展的走向，他建议活动要扩大不同层面的职工面，具体就是要关注全省8万个非公有制企业的100万职工和广大农民工。

苏黎则认为活动有必要继续扩大：“全省有参加医保者400多万人，现在参加活动的只有274万人，就是说，我们的活动还有100多万人的发展空间。”

再一个是现有的报销政策有待调整，作为国家医保的补充和延伸当然不错，但医保政策本身有一些问题，其中明显的是，对一些大病、重病的治疗限制过多，影响了医疗互助活动对患这些疾病的职工的延伸帮扶。

昆明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沈睿认为职工急诊、特殊病和慢性病不报账不合理，应当考虑可以报销或者部分报销。

余庆湘则有实行“会员制”的想法，逐渐把活动开发出一些“新产品”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能不能把受益范围扩大到职工的直系亲属？能否搞大病互助？就是补助不再与住院费用挂钩，而与其重大疾病为依据。”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好多地方的职工反映，应该增加互助金交纳幅度，同时提高补助标准，扩大补助面。针对这些要求，杨文学告诉记者，省总党组有构想，第八期要开始增加补助力度的可行性研究，时机成熟，考虑推出。

他特别强调：“不能经济社会发展了，咱们做好事的力度反而下降了。”

王惠萍也表示：“这项工作对百万职工有利，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坚持办下去，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这个事既然已经成为云南工会工作的一个品牌，广大职工拥护，得人心，得民心，不管什么时候，还得持之以恒把它办得更好。” 江巴吉才说，“下一步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政策，使它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