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截至2010年我国城市数量增加到657个。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超过47%，成为30年来城市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当人们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各种便利时，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病”也正在悄然蔓延：贫困县的“新城”建设最终成为了“烂尾楼”，拥堵的交通让城市人愁眉不展，良田在城市化浪潮中成片消失，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使城市变成泽国……“城市化大跃进”之后的臃肿和不堪，该如何应对？是否应该停下脚步，认真审视中国城市化的阵痛？

以下节选三个近来热门的城市尴尬，旨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今天，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城市化？城市应该给市民带来什么样的生活？

尴尬一：千城一面

【市民亲历】

7月25日，南京的陈捷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微博：南京全城屋顶要上色。这一屋顶整治计划，起因于一位市领导在视察紫峰大厦时发现，从这处城市地标建筑的高处放眼望去，一些楼宇的屋顶乱糟糟，色彩不统一，很煞风景，有碍南京的城市形象，希望重视这一以往被忽视的城市景观的整治。据称将花费1亿元。

虽然，有关人士予以辟谣，表示只是100栋楼屋顶要修缮，费用在3000万至5000万元。但陈捷依然觉得这是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还不如掏钱把下水道修好些，省得明年又‘看海’。”

7年前，大学毕业的陈捷到南京旅游，一下子便爱上了这个充满古老文化底蕴的城市。于是，她孤身一人留在南京当了杂志编辑。

7年过去了，南京在悄然变化着，地铁越修越多，确实让出行方便了不少。但为了给地铁让路，数百棵梧桐树被拔。一栋号称世界第七高的紫峰大厦也建了起来。陈捷从家里的窗户望出去，可以清晰地看到竖立在楼群中的这个庞然大物。不过，她从没走进去过。据说里边有写字楼、餐厅、影院，还有奢侈品商店，但价格十分不菲，一人一餐近千元。

“这样追求奢华、现代化的城市，还有自己的特色吗？”陈捷暗自思忖。

城市里的人，是否能够影响城市的走向？广州的一名高中生给了人们一点启发。

2011年5月5日，广州第16中学高一学生华仔（陈逸华）在烈士陵园站B1出口，高举用晾衣杆自制的手写横幅，呼吁市民反对广州地铁一号线“统一化翻新”。此前，广州市计划翻新有着13年历史的一号线，“预算9227万元，全部源自广州地铁自筹资金”。

网友将华仔的抵制行动发上微博，引来近万次转发，华仔连续3天于地铁口举牌呼吁，收到近300位市民的联合签名。5月9日，广州市地铁公司约见华仔，就其关心的问题，一一从技术上进行详细说明。双方沟通后，关于改造一号线是否有必要的分歧依然没有解决。

【背景链接】

眼下，许多城市形象过度求新、求大、求洋，一些地方盲目大拆大建，片面追求城市形象光鲜，毁坏了大量文物，也抹杀了城市的个性，导致城市面貌单一化。一份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内大都市，有三五十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中央商务区，有10多个城市瞄准建设国际或地区性金融中心。

尴尬二：人口扎堆

【市民亲历】

“自1月起，深圳警方开展了‘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目前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已离开深圳，在8月12日第26届大运会召开之前，深圳还将继续排查清理高危人员……”7月15日，在深圳某银行工作的罗超从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

他继续读下去：“高危人群”指的是无正当理由长期滞留深圳、行踪可疑、以及对深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的人。除了涉嫌吸毒者、涉嫌卖淫失足妇女、肇祸的精神病人员外，还包括失业三个月以上的人。

罗超对深圳为筹备大运会屡出“奇招”颇感费解，包括将8万人“请离”、禁止电单车行驶、限制机动车出行等等。

2008年7月的一天，湖北人罗超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深圳。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8月，他申领到了一张“居住证”，从此他开始享有与深圳市民相同的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待遇。“淡蓝色，有照片和储存信息的芯片……跟身份证很像。”他回忆道。

罗超觉得，这座不断破除户籍制度藩篱的城市，充满了开放的活力。“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座不存在‘本地人’的城市。”他说。

在中国最近30年的急速的城市化运动中，深圳是当之无愧的典型代表。如今，这座曾经对“外地人”不设防的城市，竟开始治理起“流动人口”了。“如果有一天，我失业了，还有资格申办居住证吗？会不会也成为被清理的对象？”罗超内心升起莫名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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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立特区之前，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只有不足60万人口，今天的深圳人口已经超过1500万，其中80%为非本地户籍人口。在深圳，无数的移民从底层打拼、奋斗，并获得成功。而也正是由于对“外地人”的包容，成就了深圳改革开放之窗的地位。

尴尬三:城市泽国

【市民亲历】

7月26日，临近22时，北京西三环苏州桥。结束加班的闫女士疲惫地坐上公交车准备回家，“听说别的地区已经开始下雨了，千万别再淹水了。”她盘算着。

空气越来越闷热，闫女士焦急地盯着窗外，希望车子开得再快些。忽然，狂风夹杂着硕大的雨点倾泻而下。一阵急促地刹车，公交车在一片积水前停下。前方，几辆小车已经被淹了大半。

“开不了了，水太深。”司机喊道。

等了10分钟，倾盆大雨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师傅，开开门吧！”许多乘客选择步行。闫女士迟疑了一下，卷起裤腿，撑着雨伞尾随人流下了车。

狂风裹挟着暴雨砸向地面，闫女士双手紧紧抓住伞把，身体向前微倾，像一个战士握着刺刀与敌人拼杀。但在狂风面前，雨伞已经失去了作用，不一会儿身上湿了大半。一个半小时后，已经淋成“落汤鸡”的闫女士终于“游”进了家门。

丈夫一边忙着为她冲泡热茶，一边说：“星期天那场暴雨又悲剧了，四人死亡，一人失踪……”

“这么大的北京城，一下雨就淹水，还年年如此，为什么不能把排水管道好好维修一下？”闫女士没好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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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武汉市委、市政府对六月份该市因强降雨而发生的城市严重积水事件问责市水务局，其中4名领导被追责，主管副局长和1名主管处长被撤职，包括水务局局长在内的其他2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惩戒。“治庸问责”让民众看到了政府承担责任的勇气和决心，但这对解决城市内涝困局能起多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