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殡仪馆“结缘”

“1988年殡仪馆招临时工，我家里很穷，就报名来了。”

从产房到这个烈焰腾腾的车间，从呱呱坠地的啼哭声到死一般的静寂，生与死这两个点固定了人生数十年的行程，有趣的是，接生的医生和把人送进炉子的人，都身着白大褂。

“那是我们的工作服。”40岁的白艳告诉记者，“在工作时，具体来说，在我们点火燃化死者遗体时，也是身着白大褂在工作。”

2007年以来，经过这个殡仪馆12位职工的手，每年要焚化700余具遗体，工作的压力不算很大，但就是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时间，“我指的是接运遗体，我们靠电话工作，只要接到电话，哪儿有人去世，就要赶紧去运回来，随叫随到。”

6月24日上午9时10分，记者正在云南开远市殡仪馆会议室和白艳聊着她的工作，殡仪馆党支部书记胥学文进来告诉白艳，是日凌晨四点，他从蛮耗拉回一具尸体，“是电死的。”

白艳问：“今天要烧吗？”

胥学文说：“烧什么啊，人家的家人都没来。”

对话是那样的随意简单和漫不经心，语气是那样的平和闲适，以至于让你感到他们谈论的“烧”的问题，不是焚化人的遗体，而是类似劈柴之类的东西。

“火化倒是有固定时间，就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下班。不过有时遇到中午十一二点火化，化一个人通常要一个多小时，吃饭只有轮着吃了。”

白艳的命运和殡仪馆“结缘”是那样的简单，连个涟漪都没有，其“中介”竟然是父亲或者是父亲的职业。那时，白艳的父亲和白艳后来的师傅彭啟义已经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了。

“老家距开远市区有三四十公里，爸爸是代课老师，后来调到距殡仪馆两三公里的存旧小学教书，我们家跟着搬过来，我从小就在这附近玩耍。”白艳回忆道，“1988年殡仪馆招临时工，我家里很穷，就报名来了。”

白艳记得，她读书的学费都要靠上山割山草来卖换取。被录用到殡仪馆后，白艳每月拿到了70元工资，“这个钱当时对于我，好大一笔啊。”

时年17岁的白艳是和王艳玲一起来报名的，她比王艳玲瘦小，她没想到的是，到火葬场做临时工，还差一点被“不要”了。“我当时人长得瘦小，他们怕我抬不动尸体，不想要。”

工作头一天，就是去抬尸体。

“那是死在山上的一具腐尸，草席盖着，四仰八叉的，恶臭扑鼻，而且四肢肿胀，不知道往哪里下手去抬他，到底是先抬脚还是先抬头，没经验，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对当时的情况，白艳回忆起来很清晰。“后来是师傅有经验，先把他捆扎起来固定好，再抬就好办了。恶臭令我呕吐了，抬起那具尸体，刚走了三四米脚就开始发颤，好不容易才把他从山上抬到运尸车上。”

考验胆量和技术

“去哪里做客，人家都不敢和我坐一起。”

殡仪馆的工作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首先要有胆量，其次还需要技术，大的程序有抬尸、运尸、洗尸、冰冻、整容，最后才是火化。”

相对而言，在白艳看来，火化这个程序算是比较简单的，但也有好多学问在里面。白艳的师傅、现年55岁的彭啟义说：“遇到不同人，油耗和时间还是有不同。好化的人，一般在一个小时左右，最好化的就45分钟，难化的人，要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

“难化与好化怎么区分？”记者问。

“难化的人，是指有的癌症患者，有腹水的那些，不容易点燃，烧起来要经常给他翻身。以前炉子是平板炉，要经常给尸体翻身，即使是好化的，一般也要翻十五六次。好化的人，是指那些肥胖的，他本身有脂肪，点着以后，靠自身的脂肪助燃，省油。”彭师傅说。

对一个刚刚脱离少女梦幻的姑娘来说，到殡仪馆工作，第一道难关无疑还是恐惧。

和死人相伴生的总是鬼怪故事，白艳问师傅彭啟义：“您工作了几十年见过鬼吗？”彭师傅告诉她，“没有鬼 ，人死了，生命终结了，哪有什么鬼！我从1975年这个殡仪馆投产至今，工作了几十年，没有见过什么鬼不鬼。”师傅告诉白艳，看死人，要看就一定把他看清楚了，别若有若无，自己就会害怕。

话是这么说，但白天看了尸体，白艳夜里还是吓得睡不着觉。

慢慢地，逐渐适应了，不再害怕了，但又出了新问题。

“一个是亲戚朋友同学等社会关系不理解我，再一个是找婆家困难。”白艳说，“我们去吃饭，人家不让停车在他饭馆旁，怕影响生意。我的同学聚会，不敢来叫我，去哪里做客，人家都不敢和我坐一起。”

被歧视的不仅仅是这个职业，还有殡仪馆本身。

“人生中，殡仪馆没有不行啊，它是人生的终点站。”因此白艳觉得不可理喻，这么多人看不起这个行当。

开远市殡仪馆成立于1968年，但直到1975年才建成投产，长达7年未能建成的重要原因竟然是，选址后屡屡被莫名赶走。“房屋已经下了石脚，被人挖掉，已经打了桩，被人拔掉。搬迁了4次，最后才定在现在这里。”彭啟义说，“这里以前是个炸药厂，有个车间，还有几间炸药库。后来车间改造成我们的火化车间，炸药库改造为我们的职工宿舍。”所以选这个炸药厂作殡仪馆，当时隐含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此地偏僻，荒无人烟，没人来驱赶他们。

白艳印象中，找对象很难，先后接触了几个，一听说白艳的单位和职业，一溜烟跑了。“有的连我单位都不敢来。”

现在的丈夫比她小两岁，在另一个企业工作，不仅对白艳的职业和单位没有反感，而且还经常做她的“义工”，“他倒班的时候没有事，就来我的车间，有时候太忙，我对他说，要不你搭把手，帮个忙？他就过来帮我们抬尸体，他不害怕。”

不能缺的爱心

“我又没过错，我要坚持，坚持用自己的工作成果来赢得家人和亲朋的认可、接受。”

在白艳所说的“技术活”里，有一项工作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爱心和善心。

这就是所谓“碎尸缝合”。

1998年的某月一天，某厂的一个工人掉进搅拌机里身亡，“我们接到报告赶到现场后，先将死者的头、手捡起放在担架上，又将搅拌机外能看得见的部位捡回来，按理这样也就行了，但我想，他的亲人很悲伤，希望能看到一个完整的人，我对同事说，我们再辛苦些，再捡捡，于是我带头扒开矿粉细细翻找……”

“2006年1月24日”这个日子在白艳的心中是那样的铭心刻骨，那天一个精神病人把两个六七岁的孩子骗到家里给杀了，头手和躯干被肢解。为了给孩子的父母，也是给孩子一个完整的躯体，看到受害者家穷，白艳提出给他们免费做缝合。那天，白艳和馆长两人亲自动手，精心地把两个孩子的头、手缝合在躯干上，给他们一个完整的身子。孩子的父母感动了，跪在地上给白艳讲了许多感激的话，“我很感动，在心灵上，这对我是一种慰藉，是对我工作的一种鼓励和肯定。”

1994年，刚工作了6年多的白艳被评为“全国民政系统劳动模范”，2005年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后来，早已转为正式职工的白艳被提拔为副馆长。

23年，物换星移，害怕死人的阶段早已过去，白艳现在感到需要害怕的是死者遗体可能残存的各种传染性病菌。

“怕各种病毒，怕尸毒。开远这里吸毒的人不少，他们死了，很多都感染艾滋病毒，最怕这个。”她说，“在医院里死的还好，知道是什么病。就怕在家里和野外死的，不知道有什么病。所以，我们不仅有严格的防护措施和装备，而且每年都要让职工全面体检。”

从妙龄到中年，白艳的人生被自己设定在每个人都要回归的那个令人生畏的终点站上，曾经有机会可以选择“出走”而离开，但她没有这样做。那次，她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成归来，可以调走，并享受副科级待遇，“但我想，总得有人来干这个活吧，我热爱这份事业，我觉得我属于这个岗位，要坚持下去。”

“从我工作以来23年，除了个别领导因工作需要离开了，职工没有一个自己离开的。我们的职工都来自农村或者部队复员，很珍惜这个职业和岗位。”

曾经，白艳下班回家，母亲总是对她说：“赶紧换衣服，洗手。”甚至认为她触碰死人的手脏，不让她干家务活。每当此时，白艳在自己房间偷偷哭过以后，一抹眼泪总是鼓励自己，“我又没过错，我要坚持，坚持用自己的工作成果来赢得家人和亲朋的认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