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是文人墨客魂魄所在，心灵的归宿地。

“书房，多么典雅的一个名词!”梁实秋如是礼赞。文人雅士重视书房，也就重视命名，或以言志托情，或以自勉明志。

南宋大诗人陆游晚年称自己的书房为“老学庵”，取自“师旷老而学”之典，表示活到老学到老之意。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则取书房名为“聊斋”，作者屡试不第，憎恨科举，晚年以闲谈鬼狐，聊以排遣寂寞之苦。清末思想家梁启超的书房取名“饮冰室”，语出《庄子·人间世》，形容内心为国家前途忧虑焦灼，欲饮冰以镇之意。鲁迅的老师寿镜吾的书房叫“三味书屋”，“三味”之意是“读经味同稻粱，读史味同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同醯醢。”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书房取名为“三松堂”，因其所居北京大学燕南园中有三棵古松而得名。以心志或环境取书房名的还有古代杨万里的“诚斋”、当代思想家梁漱溟的“勉仁斋”、杨树达的“积微居”、文学家孙犁的“耕堂”、作家贾平凹的“静虚村”，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梅花诗屋”、丰子恺的“缘缘堂”、诗人阮章竞的“苦噪楼”、作家冯亦代的“听风楼”等。

“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做工作室，也充堂厅。”杨绛说。

“谁说非要有个书房不可，我就不信。没有书房，书还得读。”流沙河如此不屑。确实没有书房的前辈、时贤大有人在。

读一读画家、作家韩羽的《半橱书室》就知道他的书房。他一生“两管毛笔一方砚，八千里路半橱书。”两管毛笔，一作画，一作文。他工作了五六十年，也就藏了几十本书，仅占一小书橱的两个格子，半橱而已。因为全家挤在一起，除了“雅”的书，还有“俗”的柴米油盐、锅碗瓢勺。“即使近年鸟枪换炮了，住房大了，书也多了些，但仍以‘半橱书’为屋名。”“一是忆苦思甜之意，二是‘半橱书’，半瓶醋读书人也。”怎不令人捧腹!

黄裳在《我的书斋》中介绍自己的书房名叫“来燕榭”，“我只是在卧室里放一张书桌。说书桌其实也并不是，那只是内人的一只妆台，卸下了背后的镜子，就权宜成了书桌。若干年前因为实在困窘了，不得不把书桌卖去，随手拖来使用，迄今也已几十年了。”真是无独有偶。

已寿登期颐的语言学家周有光，横竖都算得上大名人了。上世纪50年代，他由沪调京，居室两间半。母亲和姐姐占一间，他与老伴及小孙女占一间。余下半间是他的书房、客厅、餐厅。书橱留一半当菜橱。即令那半间内还放着一张小双人床，供儿子儿媳回来住。因房子多年失修，透风漏雨。他写的《新陋室铭》中有这样的诗句：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即在新世纪的今天，他也只有一间9平方米的书房兼会客室。一张老式三抽屉小书桌，长只有90厘米，宽55厘米，桌上还有个大洞！

戴煌是戴过“右”盔久蹲大牢的。他在《且说蜗牛居》一书中透露他在大墙里的岁月。家人厕身小杂院14年，不得不把一些珍贵的典藏“处理”掉，作为书橱的“吊在墙上的小木板上只剩下马列选集与毛氏‘红宝书’了。”直至1987年底他才拥有“只能容我一人挪步转屁股”“七点八”平方米的小书房。然而，他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直面人生》等书稿，就是在这蜗壳中闷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