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持久而又扎实的创作总会得到应有的推重，日前，作家张炜凭借耗时22年、450余万字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得华语文学年度杰出作家大奖。颁奖会上，作家韩少功不由得感叹道：“张炜是一个优秀的文学长跑选手，至今他已用心跑了1000多万字，这是空前绝后的，他对土地、历史、文化、精神的坚守让读者感动，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获奖虽是一个人的，但也往往给很多人以有益的启示，而张炜在获奖感言中所指出的，现在作家写作有太多的考虑，有太多创作之外的世俗算计，并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作品失去应有的水准，这对今天的创作者来说，显然既是直陈要害，更是金玉良言。

其实，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算计的过程，从题材、主题、结构、语言、情节、人物等等无不需要创作者着力谋划，苦心经营。更何况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用心算计，何以担当？明乎此，才会倾心致志，甘于在寂寞中思索，在孤独中劳作，并最终在寂寞中开出明艳的花来。当然，这关乎创作的种种算计，或曰全身心地投入与付出，全是为了向读者奉献出一部唯我所独有的并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上乘佳作。陈忠实“想为自己造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于是他花了6年时间，倾心创作他的《白鹿原》。据说作品尚未完稿时，他曾两次给当时的陕西省委有关领导写信，坚决推却要将他安排到一个文艺团体去做党组书记的意向。“行政级别的升迁对我的诱惑确凿甚微。那时我的心思只集中到一点，就是把我已经发生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体验表达出来，以一种新获得的艺术体验去实现，不要因非文学的因素而留下遗憾。”《白鹿原》自1992年发表至今，仍以每年5万到10余万册的销量继续印刷发行，原因不言自明。

最近这几年，随着短篇小说集《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和《甘南纪事》的相继推出，使读者在感觉阅读沉重的同时又对作家杨显惠深表敬佩。

甘肃的夹边沟、定西和甘南等地曾发生过极度的饥荒与苦难，杨显惠很坚执地表示：“对于几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我总觉得我们的文学没有多少表达，历史学家也没有很好的总结，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写。”为此，家在天津的他却基本上一直生活在甘肃的农民中间，“他干农活我也跟着干，他下地挖土豆我就跟着拣土豆，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动笔前的积累”。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一提，据说杨显惠每年去甘肃总要带上两三万元钱。他为此解释道：“往乡村跑，去拜访一个人，总要提上两瓶酒，这是基本礼节。跟人家一聊就是几天，离开的时候总要请对方吃顿饭。去更偏僻的地方，交通费也是一笔开销。每年我都是当钱花光的时候，就回家了。”如果，这也算是一种“算计”的话，那最可保准的就当是作品的厚重与读者的感动。“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痴的作者自有其令人望尘莫及的能耐。

至于创作之外的算计，内容就更多了，而且越是为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所不屑不顾的，另一些人就越是念兹在兹，自然伤害也就不浅，甚至连仅有的艺术生命也难以长久。这样的算计，就品相而言，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味仿效、杂念丛生和追名逐利。新时期以来，从“伤痕文学”到“先锋文学”直至现在网络上盛行的“盗墓”、“穿越”之类，始作俑者，赫然成名，于是追随者无数，但往往无人能出其右，并且在邯郸学步乃至东施效颦的过程中有大半连本我都迷失了。

创作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一心一意，但今天的作者，尤其是一些小说作者，每每在写作的时候三心二意，贪多务得，觉得手中的这个东西变成影视剧肯定不错，就是改成话剧、戏曲也颇能出彩，于是心猿意马，最终弄出了一个四不像。苏童、莫言、严歌苓等的文学作品是常被改编成影视剧，但他们在创作小说的时候从不心有旁骛，而是精益求精。严歌苓曾说：“如果一个作家在创作一个长篇的时候，心里还想着要照顾到影视观众的口味和需求，那么就要改变自己对文学性的追求，个人的思考和哲学追求就会降低，这是非常糟糕的，我想到这个就会冒汗。”这些人尚且如此警惕，甚至会冒汗，那自不量力而又心存妄念的写作者便只会以虚脱告终。商品经济社会必然催生追名逐利之徒，而文坛的热闹也自是非同一般，当然在对社会风气的纯洁或浊化上也是非同小可。事实已无须赘述，倘要说当今整个文学都已被算计，听者除了愕然，也大都会颔首。

自然，创作内外，不同的算计总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像巴金那样“把心交给读者”的作家，以及“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作品，显然是在日渐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