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舆论监督上，一些地方官员似乎已越来越得心应手。最近的例子，广东佛山容桂村未获得审批即征收47亩农地。村民为此不断上访，广东电视台7次曝光反复重播，但非法征地并未停止，征地范围反而增至1000亩。容桂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土地征收储备股股长戴口罩接受采访，自认为“有不上镜的权利”，相关官员则对记者集体玩“躲猫猫”，当地街道、村干部甚至口吐狂言：“这件事就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了光又能怎么样？”（见5月27日《南方日报》）

不难发现，在应对舆论监督上，一些地方政府采用的策略是“不理不睬”、念“拖字诀”。他们深知，只要拒绝接受采访，坚持“不上镜的权利”，不披露相关事实，记者就很难查清真相，监督也就无的放矢。如果说，一些地方政府动辄用公器，搞“跨省抓捕”、“全国通缉”，或一纸命令禁止报道或删除帖子，往往会授人以“滥权”、“暴戾”之话柄。而对媒体监督玩“躲猫猫”、念“拖字诀”，其风险则相对小许多。

很显然，地方政府应对舆论监督的姿态，不是说其“惹不起还躲不起”，而是号准了当下媒体监督的“命门”——一方面，新闻是易碎品，使得被曝光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热点的涌现而逐渐归于平淡。另一方面，媒体监督毕竟仅仅具有“发现功能”，而无法代替监管部门。媒体曝光是一回事，相关监管、执法部门能否及时跟进，以及问责大棒如何个打法，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舆论监督没有转化为现实的行政压力，则基本上算是一种无效监督。只要避过舆论风头，低调处理一段时间，权力者便依然在其小王国内逍遥自在了。

“央视曝光又能怎样”，一些官员如此对待舆论监督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近年来，百姓有事“不找政府找媒体”，而一些政府部门也形成一种“媒体曝光依赖症”——为民办事仰赖于舆论监督，推一步才向前走一步。这种现象很不正常。

要让官员敬畏舆论监督，惟有建立起权力制衡机制，并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