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5月25日《新民晚报》报道，一次酒席上，江西省瑞金市旅游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钟胜桢狂言：瑞金市正科级以上的干部谁敢承认自己带伙计(当地土话，带伙计指包养情妇）？我就敢承认，你们敢吗？

所谓“酒后吐真言”，出此狂语，也许钟副局长当时的确喝高了，也许另有原因，比如，本人可能生性爽直，嘴上没把门儿的；比如，两年前因接受金钱和性混乱被免职，但很快被重新任用，当地如此的官场生态可能给了其底气。

笔者借此作出如下假设：即使以上三种条件同时具备，钟副局长或者别的瑞金市正科级以上干部，也绝对无人敢公开承认自己贪污受贿。因为包养情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面子”问题，既然是面子，就得让人知道。至于贪污受贿，即使也能获取心理满足，却没人敢拿出来炫耀。

包养情妇与贪污受贿之所以在官场内部的价值取向、道德评判上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与现行法律、党纪政纪以及执行情况不无关系。综观近些年的反腐倡廉实践，贪官中包养情妇者众，而纯系包养情妇被问罪者极少。无论是199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还是后来出台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都对包养情妇有明确的性质认定和具体的处罚条款，问题出在有效执行上。

究竟是不以包养情妇为耻、反以为荣的官场文化对包养情妇有关党纪、政纪的有效执行形成了严重的“倒逼”，还是有关党纪、政纪对党员干部包养情妇问题依然存在定性不明、规定不细、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