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更不仅仅是谈判桌前几位代表的事。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业内职工和企业的广泛参与,是协商成败的关键,也是日后合同文本兑现的重要保证。
开门谈判,让各方利益诉求充分表达
——探寻武汉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模式(下)
任何一项规定的顺利执行,都离不开它所具有的公信力。公信力从何而来?来自它所代表的最广泛的民意。
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亦如此。不同于单个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它不仅仅是几名协商代表的事儿,集体合同的每一项条款,每一个表述,都涉及行业内各个店主和职工的切身利益。怎样让谈判最广泛地体现全行业的意志?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做法是:把谈判“晒”在公众眼前。
“你到底是为哪个讲话!”
今年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武汉市餐饮协会会长、武汉小蓝鲸集团董事长刘国梁就接到口头要约——市人社局和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他的店里,跟他讨论开展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事宜。随后,市商贸金融烟草工会联合会向他发出了正式的书面要约。
“加薪这个事,我个人觉得对餐饮业有长期好处。”对用工荒有着切身体会的刘国梁说。
不过,当他召集企业主开会讨论这件事时,企业主们的激烈反应还是让他感到了压力。一听说要谈判、要涨工资,企业主们就炸开了锅。有的企业主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员工工资当然由老板说了算,员工有发言权让人不习惯。有的企业主说,企业利润低,给员工涨了工资就赚不到钱。对刘国梁的劝说,有的企业主甚至拍桌子质问:“你到底是为哪个讲话!”
刘国梁请来了市总和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一起耐心地给企业主做工作,让他们认识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短期内虽然会增加工资支出,但从长远看,是在为整个行业做投资。“后来我急了,我跟他们说,现在一想到餐饮行业就联想到低工资,你开出的这个工资水平连人都招不到,还怎么赚钱?工资太低,员工会用脚投票把你淘汰。不少老板警醒了。”刘国梁说。
尽管在涨工资上企业方表示认同,但在3月初双方进行的第一次谈判会上,关于工资年增长幅度双方又发生了很大分歧。职工方代表根据地区、餐饮行业经济发展等综合情况,提出工资年增长率应为12%,而企业方则表示希望员工考虑到餐饮业的现状、利润低等因素,只同意增加5%。一番辩论后,职工方将增长率降到了10%,但依旧遭到企业方拒绝。
“就这个问题,我们就开了好几次非正式的座谈会。”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刘齐辛说,最终企业方同意将工资年增长率定在9%。
另一个焦点是关于“打荷工”应不应该作为独立工种。“打荷工”是指为厨师端盘子的工人。职工方提出的合同建议文本里列了11个工种的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打荷工”中心城区为每月1430元。许多企业方代表当场叫起来:“打荷工”是什么工种?!他们认为,“打荷工”只是过渡工种,从事这一工作的只是想学习厨艺的新人,类似学徒工,不应该拿那么高的工资。而职工方代表则坚持认为“打荷工”应该作为独立工种。
双方因此僵持不下,这让谈判一度搁置。武汉市总工会于是出面召开了协调会议。刘齐辛说,餐饮业老板讲述了理由后,他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最终同意去掉“打荷工”工种。
每一步谈判都“晒一晒”
代表餐饮行业各自利益的职工方和企业方,不仅对合同文本“锱铢必较”,而且还将每一步谈判都“晒”在了公众眼前,以满足更多职工和企业主的知情权,搜集更多的意见。
3月24日,经过首轮谈判确定的集体合同草案在报纸上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引起极大反响,热线电话几乎被打爆。共有100多家餐饮企业负责人和57名员工来电提出意见,表示“有话说”,问题集中在17个方面。
针对这些问题,双方又进行了两次谈判。据职工方代表、汉阳东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黄金仙回忆,双方争论十分激烈,期间几次休会,在各自的会议室开起“会中会”。
比如针对合同第八条:“企业职工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医疗期间,当月实发工资在扣除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后,不得低于本合同规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80%。”企业方代表认为,只能支付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而职工代表方面则坚持要求,按行业最低工资80%。“在武汉中心城区,行业最低工资是1170元,最低工资标准是900元,两个80%之间差了200多元。”周国华说,在他们的坚持下,企业方最终做出让步。
当然,职工方代表也做出了让步。如合同第四条“工资支付办法”中,“在每月固定日期,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职工工资,不得克扣和拖欠。”原本规定的是发放工资时若遇到节假日,工资需提前发放。但有餐企老板表示,遇节假日尤其是春节,若提前发放工资,很多工人都走了,不再来了,导致饭店临时缺工,给生意带来影响。最终,职工方作出了让步。
“这种开门谈判的方式,有助于参与各方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到一定的共识。实际上,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是有进有退,有适度的妥协、让步。”刘齐辛感慨说。
让“纸上的权利”成为现实
《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对外发布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据记者了解,当前在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依据的是2000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而关于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指导办法。在实践中,各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鉴于此,作为中国迄今涉及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份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武汉市的做法无疑提供了一个可供探讨的范本。
在肯定这种协商模式的同时,也有人提出质疑:集体合同能否落实?会不会只是“纸上的权利”?
小蓝鲸集团董事长刘国梁对此比较乐观。他认为,目前大型餐饮企业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合同的要求,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努把力也能做到,比较困难的是部分小企业。“目前餐饮协会已经安排全面系统的培训,将对企业主开展法律培训和法律文本宣传学习。”
武汉乐福园美食公司经理刘喜明认为,合同对不规范的小餐饮企业是一种制约,可以借此加强对小企业的监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武汉市工会的态度很谨慎。周国华甚至都不太愿意接受记者采访:“我们现在工作的重点是让餐饮企业按集体合同执行,把合同内容落到实处。”
周国华说,一方面,此次签订的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具备法律效力,职工在跟企业主谈涨工资等维权事项时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各级工会也行动起来,工会干部走进企业和职工中进行调研,了解情况,通过工会的力量推动企业主落实合同。此外,人社部门也将加强对企业履约情况的监督,采取法律、行政等综合手段推动企业落实合同。
“对拒不执行标准的企业,工会还有一招‘杀手锏’:我们已经储备了一批用工单位招聘信息,可以直接动员、介绍职工去待遇较好的单位。在餐饮行业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这些手段是比较有效的。”周国华说。
事实上,集体合同的效力已经开始显现了。记者走访了解到,部分餐饮企业如小蓝鲸、江汉假日酒店、武汉乐福园美食公司等正在对照条款逐条落实。江汉假日酒店的餐厅服务员李英告诉记者,她的工资由每月850元涨到了每月1200元,更让她高兴的是,以前每个月只能休息3天,而现在又多了一天。这意味着,她有更多时间跟好姐妹们逛街购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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