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在农村里生长，对于各种各样的物质贫困实在见得太多经历得太深，后来网络风行，资讯发达，明白原来个体所经历的那一点点困苦原来是那么地微不足道，相对于西部的农村来说，我们当时所经历的那一些物质困乏，总体算起来还算是好的了。特别是最近看yahoo上的一组图片《西部农村的妈妈们》，其中揭示出来的那种绝对的贫困状态令人触目惊心，最触动我的一句话居然是“田野里六七十岁的妇女在劳作，在农村是没有‘退休’一词的”。而此话所指的事实却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即使在我写作此稿之时，父老们正在世代耕种的田地里挥汗如雨。打破这种常识而让我大为惊异的，是居然有人把“退休”一词与“农民”放在一起，这种奇思妙想以前在读英文小说的时候接触过，以为只是体制性差别的结果而已。然而问题却由此提出来了：农民有机会退休吗？世世代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有可能得到和城里人同样的待遇，有机会在六十岁或者七十岁领到一份退休金，不需要再进行重体力劳动而安度晚年吗？

这是一个社会福利方面的课题，一时之间肯定难以判断清楚。但我此时最关心的却是西部的那些妈妈们怎么样解脱掉当前物质最匮乏的状态。

我首先想到的是慈善，道理很简单，他们一个家庭一年不足千元的纯收入，相比于我所居住的城市来说，那就是半个月的工资而已，如果对口援助，一个家庭捐赠出一个月的收入，那些西部家庭就可以一年跨千年，直接进入小康状态。

慈善是个好东西，说起来，英国慈善事业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12、13世纪，英国就出现了500多家民间慈善机构。1601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慈善法》，确认了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规定了慈善组织的行为范畴。根据该法律，英国慈善组织具有公益性、慈善性和民间性、独立性（于国家政府外）、非营利性（资源仅用于其最终目标）、非政治性（避免不适当的政治活动）等特征。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促使慈善事业更加发展壮大。英国最有历史名望的一些慈善组织都是在这段时期内成立的，如：Barnado's、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国家防止虐童社团）、Salvation Army（救世军）等。据说当时伦敦一地的慈善经费就超过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收入。

时至今日，当代人已经发展出了完善的综合慈善体系。20岁之前，我曾亲眼目睹所在的乡镇接受过各种各样的慈善行为，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学校会经常有一些衣物让学生挑拣，说是某某地方的人们捐赠的。学生分家庭情况可以拣一到三件不等，我拣的那件总是给了最要好的朋友。但这些享受捐赠的学生们是不可能清楚到底是谁帮助了谁的，只知道：每当我们有了困难，总会有人来帮助我们。这与十年后我们读到的那些励志书籍上所讲的“没有人会帮助你，除了你自己”之类的话截然相反。

后来的慈善事业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方式，属于“产业扶贫”的范畴，乡亲们种起了果树养起了猪鸡鸭，慢慢地有了“千元户”和“万元户”，而农民们也可以送自己的小孩上大学了。这让我们对扶贫的认识有了本质性的改变，的确，纯粹地只是拿点钱给了那些贫困的人们，他们把钱用完了怎么办呢？那就只有继续给钱了，如此就真是扶贫了，他们的境遇终不可能有本质性的改变。

然而，当沧桑的20年过去，我有机会认真地看一些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生活的资料和图片时，发现自己以前对于慈善的认识还是太浅薄太片面了。当我们面对一种绝对的贫困状态，所需要的只是一种简单慈善活动而已，那些多子而贫穷的妈妈们，一时之间是难以奢望有退休生活的，正如我前面所说，一个中东部城市一个月的家庭收入可以助他们跨越千年直接进入现代生活，也许这才是其状态下所需要的慈善活动吧。一种简单的、持续的投入如果能坚持20年，也就起到了综合的、立体的作用。

现代社会习惯于规划、策划和战略性的东西太长时间了，总是在每一个活动进行前要有卷帙浩繁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当我们走在街上，看到行乞之人，还总要理性地思考一下，这是否是那些真有需要的人抑或是职业行乞者。当理性活动占据了个体以至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时，我们的感觉所应有的地盘就被侵占了。有人卧于街边行乞，我会常常把手边一元二元的零钱给他们，没有了就算了，出于原初的同情心而已，其实考虑得很少。而且街边的那种支援形式，也只是个人的一种恻隐，还没有达到慈善的层次，萍水相逢伸伸援手而已。而当我们面对那些有名有姓的求助者，或许可以少一些长远打算和宏观构画，也不要想着通过自己的手，能够使其人其家达到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水平，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至少助其度过眼前的困难，或者还可以考验一下我们自己的耐性和修养，不要去问有多少回报和感恩，只是去做做这件事而已。

如同人生是简单为好，慈善事业最好也如此，高官巨爵也好，富商名贾也好，自无须在报端斥责接受慈善之人不“感恩”了，因为慈善本身就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是有余者对不足者的一种付出，也是对社会财富信托的一种承诺履行，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