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邻贵州的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九万大山蜿蜒其间，山高林密，道路崎岖难行，历代的贫穷与盛产的木材一道远近闻名。

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长久以来已习惯了用原汁原味的民风民俗吸引媒体的目光。在今年乍暖还寒的春天，媒体的目光却投向了该县地处偏远的汪洞乡新合村达佑屯的一名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56岁的周宏军在弯弯山路上38年如一日地每趟花费近10个小时为学生们从乡里挑回生活学习用品，在艰苦环境中，乡村教师坚韧的毅力和山里孩子对文化的渴求，令人动容。

然而，3月22日傍晚，当记者坐了5个小时的汽车从南宁到达融水县城时，县教育局副局长谢必东对又一个记者的来访却感到有些困惑：“像周宏军所在的达佑教学点，现在全县有140多个，2007年前很多村屯不通公路时，县里的教学点还多达四五百个。一个教学点的学生多则十来个少则三五个，在不通电不通路的环境里，不那样过活还能怎么办呢？”

正因为山里有着许多周宏军式的老师，记者坚持希望能尽早采访周宏军，谢必东痛快地说：“行！明早我安排车送你到汪洞乡，再让周老师到乡里和你见面，山路有些颠簸，你要有心理准备。”

“不必，我直接到达佑屯教学点见他。”

谢必东和县委宣传部的同志闻言愣了几秒，忙一迭声地反对：“不行不行！达佑还没通公路，离乡政府有40公里，就算在羊肠小路上骑1个多小时的摩托车，还得步行两个多小时的原始森林山路哩！”

“哪能骑摩托车？！这几天有寒潮，山顶上尽是冰渣，车轮一打滑掉下山谷可不是闹着玩的！”

当天的晚餐顿时变成了采访路线的激烈辩析会，听着接连被否掉的建议，记者的心情很难平静，有备而来地进山一趟尚且需要如此大费周折地谋划，实在无法想像山里的周宏军们和一辈辈求学的孩子们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

末了，曾当过多年乡村教师的宣传部副部长张耀华找来了有着丰富山里生活经验的小廖随行，叮嘱道：“去吧，希望社会上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周宏军，山里的孩子读书不易啊！”

“会有记者到山里采访周老师？！该不是达佑教学点要被拆除了吧？”

3月23日7时，天刚放亮，记者一行就从县城开车前往汪洞乡。尽管对道路的难行已有心理准备，但仅容一辆车通行的盘山路还是绕得人眼晕，行车的一侧是陡峭的山壁，另一侧是深深的山谷，此起彼伏的山路似白练般地绕进绵绵群山间。

车行三个半小时就被一处山体滑坡挡住了去路，“开始步行吧，前面的路窄得车子都通不过了。”小廖利索地背过记者的行囊招呼道。

刚客气地表示要自理时，小廖淡淡地说：“一会儿你能自己坚持走就行了。”

果不其然，这里的山路起伏很大，刚费力爬上一个高坡，紧跟着就是一段长长的陡坡，“地无三尺平”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不出半小时人开始气喘如牛。

“不行，这样走下去，我们天黑也到不了达佑。”小廖看着柱着树枝当拐杖的记者直皱眉，“我们找一辆摩托车吧，慢些骑，危险小些。”

置身莽莽群山，记者很好奇，他该上哪找摩托车？不多时，只见三位村民共乘着一辆摩托车歪歪扭扭地颠簸而来，小廖挥手拦车。

“老乡，借摩托车送记者进山里采访一下周老师。”

“会有记者到山里采访周老师？！该不是达佑教学点要被拆除了吧？”

“不是不是！记者听说周老师为学生挑东西几十年，来采访一下。”

“莫骗人啵！周老师是不容易，但山里挑东西平常得很，这也好采访？教学点要是被拆除了，娃儿就没得书读了。”

记者赶紧上前解释了一通，村民们警惕的脸庞渐渐绽放出笑容，憨笑着说：“不拆就好，前几年听说要拆教学点，屯里的人急得不行。记者多写写我们周老师吧，没有他我们娃儿就成文盲了！”

村民们边说边利索地解下绑在车尾的蛇皮袋，爽快地递过车钥匙，“你们开到山路的尽头，把车放路边就行，我们走得快，赶过去再把车推回家。”

山风很大，夹着丝丝冷雨吹得脸生疼，望着身后肩挑手扛的村民越离越远，记者不禁问：“我们骑这一小时的山路，他们得走多久？”

“他们走得快，两三个小时就行。”

“素不相识，怎么放心把价值几千元钱的摩托车借给我们？”

“山里的孩子学点文化不容易，你是来写周老师的，就是来帮他们的，别说借摩托车，到了屯里你要有时间，他们会抢着拉你去喝酒。”

11：30，摩托车驶下一处陡坡，眼前便是成片成片的山林，“就把车放这吧，我们从林子里的小路走进去。”

蜿蜒在林间的小路一两尺宽，凹凸湿滑，耳畔不时传来潺潺山泉声，却林密难寻踪迹。

“周老师每星期都要走这样的路到乡里帮孩子们挑回学习生活用品吗？”

“到汪洞乡，这是必经之路，不坐车的话，他得挑担步行四五个小时呢。”

望着路旁深深的沟壑，回想一路走过的摇摇晃晃的独木桥，还有那随处可见的塌方，试想若挑一副几十公斤重的担子，每周独自往返近10个小时，记者不禁咋舌。而这种让人难以想像的生活，周宏军已坚持了38年，作为山里唯一的一名教师，这种日子仍在继续。

正说着，一个40多岁的汉子挑着担迎面而来，同样经历了警惕、质疑、微笑，汉子得悉我们的意图后，热情地拾起树枝在地上为我们画着路线图，“再走四五十分钟就到教学点了，记者同志，你一定不能把教学点给写没了呀，如果没有了教学点，要把孩子送到乡里读中心学校，一天就得几元钱的伙食费，我们掏不起啊！”

“我教了三辈人，就图咱屯里的后代不再吃不识字的亏。”

路过开满金黄油菜花的田地、跨过搭着木头当桥面的小溪、踩上弯弯曲曲的田埂，14：30，终于到达群山环抱下的达佑屯。

一阵琅琅书声夹着清新的山风迎面扑来，循声望去，一座棕灰色的木楼立在半山腰，木楼一侧树着一支旗杆，几株雪白的梨花将一处夯得平整的土坡装点得春意盎然，梨树顶上露出半截破旧的篮板。

“那就是我们屯里的教学点，周老师正上课，我带你们去！”正卷着裤脚在田里干活的潘翠柳立马上岸，热情地引路。

“我和我老公，还有两个孩子，都是周老师的学生。”34岁的潘翠柳谈起周宏军，很是感激：“孩子们现在到乡里读初中去了，乡里的老师说他们读书肯下狠功，成绩在班上都是前几名，这多亏了周老师了，他教孩子教得好，够严格又够耐心。”

穿着土黄夹克的周宏军从山坡上朝我们走来，他搓着黧黑的双手腼腆地笑道：“我做了这么点小事，就累你们跑这么远来采访我。欢迎你们，我中午刚给孩子们做完饭，两手乌黑，就不握手了吧。”

踩着吱吱呀呀作响的木梯登上木楼，迎面一间木板隔成的小耳房里搁着一桌一床，桌上放着墨水瓶、作业本和一副羽毛球拍，这就是教学点的办公室兼周宏军的休息室。右手边一间二十余平方米的房间就是达佑教学点里唯一的一间教室，摆着两排陈旧的书桌，左右分立着两块黑板，四面木板作墙，一面墙上贴满了孩子们涂写的字画，四个空洞洞的木窗没有镶玻璃，只有其中一个钉着块透明塑料布，山风呼呼地灌进教室里。

教学点里一共5个学生，此刻衣着单薄的他们，脸上挂着清涕正害羞地躲闪着我们的镜头。这是一个复式课堂，11岁的王冬桃和9岁的符卫俊，同是四年级学生，左边的黑板上写着周宏军刚给他们演算的算术题，7岁的符卫奇、8岁的符海霞和9岁的李才益，一起就读二年级，右边的黑板上周宏军为他们留有复习的语文组词句式。

“两个年级交替上课，我给四年级上课时，二年级同学预习准备讲的课程，给二年级的同学上课时，四年级的同学复习讲过的课程。”周宏军招呼孩子们就坐，继续上课。

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周宏军带领着孩子们高声朗诵着课文，夹着乡音的普通话在空阔的山坳里回响。每当周宏军提问，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举手抢答，其余年级的学生则充耳不闻地埋头自习，认真而热烈的课堂气氛使得呼啸的山风似乎不再冰冷。

课间休息时，5个孩子簇拥着记者参观他们的学校，其实整个教学点，除了教室和那间小耳房充当的办公室，就剩木楼底层的一间伙房。黑乎乎的伙房里，用木板自制的条案上摆着孩子们的饭盒，泥地上用砖头垒了个灶，灶旁堆着一些蛋壳。

“周老师中午给我们做鸡蛋面条了，很香，我喜欢吃。”虎头虎脑的李才益趴着伙房的门笑嘻嘻地告诉记者，“没有免费午餐前，我自己带饭来学校，都是米饭加青菜，还是学校的饭好吃。”

“从2008年开始，柳州市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提供每人每天2元钱的免费午餐，我每个星期六都到汪洞乡去挑回孩子们一周所需的米面油蛋等午餐材料。”周宏军说，开设了免费午餐后，他挑的担子更重了。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河北当过兵的周宏军是达佑屯里惟一有文化且见过世面的人。那个年代，达佑屯里130多人，绝大多数别说到外省，就连融水县城也少有人能去过。他在部队里写信回家，全屯的人都得到四里八乡找识字的人来念。

“不识字苦啊，就算用脚板走到汪洞乡，不识字也不晓得坐哪趟车能到县城，出门买东西也不会算数，人家找补多少钱就只好拿多少。”

1973年3月，达佑屯开始成立教学点。山里的条件太苦，没有老师愿意进来，乡教育办的领导找到全屯唯一初中毕业的周宏军，说：“你来教娃崽读书吧！”

看着到了读书年龄的孩子仍在山上放牛、在草垛上嬉戏，周宏军痛快地说：“行！”

周宏军从此开始了当时每月9元的代课教师生涯。

对家境贫寒的孩子，周宏军捧着用微薄工资买来的书本找上门，有顽劣惯了的孩童不愿进课堂，吃够睁眼瞎苦的父母就会鞭抽棍打地将孩子轰进教学点。很快，连周宏军称为叔叔辈的人也走进了课堂。

“我教了三辈人了，就图咱屯里的后代不再吃不识字的亏。”如今，周宏军最早的一批学生都已经当了爷爷奶奶，现在，他们又将孙辈交到周宏军手中。

周宏军是走出过大山的人，深知有文化与没文化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他将改变达佑屯面貌的希望寄托在简陋的教学点上。

1986年，周宏军领着村民和孩子边上课边建起这座木屋学校。乡教办给的经费只够请贵州木工师傅建起一个空架子，周宏军就自已上山砍来木头，搭起墙壁、门窗，铺上地板，打好桌椅板凳。那一年的暑期共50天，周宏军就足足忙活了48天。

“这木楼有27个年头了，山风大，每年屋顶都被刮破几次，我年年都得自己动手修四次。”周宏军瞅着在山风中晃动的水泥瓦铺就的房顶，盘算着进入五月后得再次动手修房了。

有家长劝道：“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请人修吧！”

周宏军摇摇头：“请个人一天要七八十元工钱，学校没钱开啊！”

“我是山里长大的人，要是我也走了，孩子们怎么办啊？”

在周宏军的眼中，和每周的挑夫生涯相比，修房盖瓦根本算不上苦。每个星期六天刚蒙蒙亮，周宏军就要挑起两个萝筐往乡里赶，中午到达汪洞乡吃一碗米粉后，将一周所需的作业本、工具书、粉笔、盐油米面往回挑，担着30多公斤重的担子爬山涉水，回到达佑时往往月亮都挂上树梢了。

“累倒不累，几十年都这样，肩膀都挑起茧了，习惯了。”

但周宏军却为此落下了严重的腰痛病，这两年在山路上摔跤跌倒是常事。有一次，离达佑还剩一个小时的路程，周宏军腰痛突发，滑下坡底的小河沟，半晌都无法动弹。

“幸好遇上一位过路的老人，他的两个孙子都是我的学生，他帮我揉了一个小时我才能重新上路。”

剩下的一小时路程，周宏军花了三个多小时才走完。

尽管如此，周宏军从没耽误过孩子们一天课程。有时腰痛得历害，躺在床上直呻吟，学生来到他家的木楼，问：“周老师，今天还上课不？”

他说：“你们先去自习。”不一会儿，教学楼的木梯便传来他拄着拐杖的声音。

这样的生活在周宏军眼里很有价值，“我教的学生很多都到广州深圳打工了，还有两个上了大学，每次春节他们回到屯里都来看我。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走出大山，又风风光光地回来，我就感觉特别幸福，我吃啥苦都值了。”

这些年，教学点陆续来过8名老师，但屯里清苦的日子无法留住他们的身影。周宏军也不是没有调离的机会，2006年，教育部门计划规范乡村教学，撤销达佑教学点，调他到乡里，但他不走，“孩子们就算到最近的乡中心小学上课，每天都得走20多公里的山路，路途遥远，不安全，而且花费也大，很多孩子会失学。”村民们着急，周宏军更急。

“达佑屯不能再出现文盲啊！”周宏军说：“我是山里长大的人，要是我也走了，孩子们怎么办啊？”

“我家骂孩子最狠的话是‘你今天不许去上学！’”

8岁的符海霞是三个二年级学生中成绩最好的，她说她打算读完周老师教的书后到山外去打工。

“读完小学你才十二岁，能打什么工啊？”

“我识字，能干活。”

“国家现在是九年义务教育，读初中不要钱，你为什么不读？”

“周老师教就能读，周老师不教就读不了。”

“为什么？”

“没钱……”符海霞咬着嘴唇，声细如蚊。

符海霞54岁的爷爷符星田是周宏军最早一批的学生，蹲坐在自家的火塘旁，符星田的声声叹息道出了小海霞要打工的根源。

“如果没有这个教学点，海霞就没得书读，如果要到乡里读初中，就算不要学费，我们连每天几元钱的伙食费也给不起。”

“海霞的妈妈腿脚有残疾，一个人带大海霞，苦啊！家里没有什么来钱的活路，种的稻谷连每年的口粮都不够，你看我养在楼下的那头猪，养一年了还不到100斤，哪来的钱啊？”

符星田说起海霞的学习，混浊的眼睛有些湿润，“这孩子很喜欢读书，成绩也好，我家骂孩子最狠的话是‘你今天不许去上学！’，但转眼她就背着书包溜走了。如果有钱，我也想继续供她读啊。”

走出符星田的家，只见村落里的田地间零星立着些生锈的铁皮匣子，“那是村民利用水流自制的小型发电机，光材料费就得1000多元钱。”周宏军告诉记者，“还有一部分村民没钱购置，拉不了电灯就只能点煤油灯，但现在煤油也贵了，每斤得7元钱。”

尽管贫穷，山里的孩子读书热情都很高。9岁的李才益，个头和城里5、6岁的孩子差不多，他的家离教学点最远，每天清晨他得独自一人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来上学。

“路上怕不怕？”

“不怕！如果发山洪，老师会送我回去！”李才益挺着小胸膛，大声地说。

“这娃儿胆子大着呢。”周宏军笑着说，“有一次发大水，我送他回去，眼瞅就快到家了，忽然见一只狗撵着一条蛇冲过来，一米多长的大黑蛇一下把他的腿缠住了，他竟然没哭，只睁大眼睛看着我，我也顾不上有毒没毒，硬着头皮迅速捏住蛇头，把蛇扯下来丢下山谷。”

在小土坡夯就的操场上，5个孩子在午后的阳光下嬉戏。王冬桃说，她长大后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到时给周老师治好他的腰痛。符卫俊说，他要当一名老师，教很多很多的人识字。最小的符卫奇说，他要到大城市打工，挣许多的钱。

山风吹过，雪白的梨花瓣迎风飘舞，山坡下，孩子们的亲人正在田间忙碌。

“不通路的村屯，还有很多周宏军。”

廖林胜是汪洞乡乡长，40多岁的他曾做过11年的乡中学老师。说起周宏军的坚忍，他连连点头：“长年累月为学生挑几十公斤重的担子走山路，那滋味我懂。”

廖林胜说，汪洞乡地处九万大山，山高路陡，“普九”以前，每个村每个屯都有教学点，许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进村当老师，都是步行四五十公里进去，在不通电不通路的村屯默默付出如花的青春。

对达佑屯的未来，廖林胜充满信心，“屯里有9000亩木材，村民们也愿意通过以木换路的方式，将木材低价卖给木材商，条件就是商家得修好进村的路。现在路已修通了16公里，剩下的7公里木材商之间有些纠纷，不过今年年底应该能修通。”

“只要路一修通，村民就可以脱贫了，山里的香菇、木材都是宝贝！”

廖林胜计划着，等路修通后，达佑教学点就重点发展学前教育和接收1~2年级的低龄孩童，高年级的孩子就到乡完小接受更全面的教育。

想起符海霞的家庭困境，记者很担心山里的孩子是否能支付得起乡完小里一个月150元的生活费。

“没问题的，路一通他们就有来钱的路子了，达佑屯里有的人家里有几百亩的林木呢，路不通都没法运出来。”

谢必东说，目前全县仍有20多个村屯没有通车，“不通路的村屯，还有很多周宏军。”

贫困使得当地的初中毕业生读高中的升学率只有20%。谢必东说，撤山里的教学点要慎重，虽然现在关于老师的编制，上级教育部门是有着严格的指标的，比如，镇一级的小学是1：23，就是23名学生配一名老师，村一级的小学是1：21，但现实是，对于像达佑这样的山区，山高林密，村民们住得分散，三五个学生也得有一个教学点，那就得配一个老师，这就必然会导致教师超编。

令谢必东不解的是，前两年有人在全国两会上建议，要整合资源，集中村屯的孩子到乡里接受更全面的教育，“让6、7岁的孩子每天走几公里的山路去上学，我们这里冬天还下雪，那现实吗？”

周宏军不会去琢磨这些大面上的事情，他现在操心的是：教室太破了，能建起砖瓦结构的房子就好了，还有四年就退休了，希望退休前能领着孩子唱一次有奏乐的国歌、做一次有音乐的广播体操，如果到时没有老师进山接任，他愿意拿着退休金继续教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