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18日，一列神秘的闷罐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苏联驶向中国。车至绥芬河站，车内近千名人员被迅速转移进一辆有座列车，车窗已被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驶向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目的地。

车上，是什么人？他们将被送到哪里？要去做什么？

2011年4月2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由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和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共同推出的《改造日本战犯纪实》展在长春开展。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由此走进公众的视线。

穿越在170多张珍贵照片和100多件文物的斑驳光影中，中国政府的宽宏大量、中国人民的以德报怨、日本战犯的心灵嬗变以及他们归国后为推进中日友好所做的种种努力，无不让人深深震撼。

A

累累罪行：没有人指望能活着回去

“完了，我们死定了！”1950年7月21日凌晨3时30分，几经辗转到达最终目的地时，迈下汽车车门，战犯大村忍冒出一声尖叫。

矗立在他眼前的这座建筑，是日本关东军1936年修建的集中关押抗战、反战人士的“伪满抚顺典狱”，所谓“典狱”，即“模范监狱”之意。曾在此做过10年典狱长的大村忍，对这里的恐怖与血腥，再清楚不过。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与该国领导人商定，将关押在苏联远东地区的部分战犯移交中国政府审判，包括大村忍在内的969名日本战犯被引渡到中国。为接收这批战犯，中国政府耗资366万元人民币将原“抚顺典狱”改造成了新中国“天字第一号”战犯监所——抚顺战犯管理所。

14年前的监狱设计者，14年后沦为狱中囚，历史的巧合，像一个巨大讽刺。已在西伯利亚服了5年苦役的这批日本战犯，踏上他们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中国土地，面对他们亲手设计的“人间地狱”，没有人指望能活着回去。

入住抚顺管理所第一天，日本战犯就将墙上的“监房规则”揭下来撕碎，只因其后落款为“战犯管理所”。“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叫你们长官出来说话！”一名战犯骄横地大喊。

这位狂妄的战犯，名叫滕田茂，为前日本关东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是管理所内近千名战犯中级别最高的武官。战俘、战犯，一字之差，他为何如此在意？原来，战犯们认为，按照《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文件，战俘是享有人道权利的，而战犯却可以被杀头。

管理所首任所长孙明斋，亲自出马对阵滕田茂，他话语不多，却字字千钧：“国际法划分战犯依照三条罪状：危害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战犯？”

藤田茂无言以对。侵华期间，他曾下令用中国百姓及战俘作活靶子，对新兵进行“试胆训练”。1939年4月17日，他率部下追击抗日游击队，途经山西省安邑县上段村时，以村民庇护游击队为由，实施三光政策，下令将村民彻底消灭。

像藤田茂这样罪行累累的日军高官，在战犯名单上不乏其人。比如铃木启久，这名侵华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曾指挥所属部队沿长城建立“无人区”，多次制造大惨案，仅在潘家戴庄惨案中，他便指挥部下以活埋火烧等手段，一天内屠杀村民1280人。此外还有指挥剿杀了杨靖宇将军的伪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疯狂策划并指挥捕杀中国4.8万余名抗日军民的宪兵少将斋藤美夫。

据全面侦讯调查，这近千名日本战犯及其所属部队，共杀害中国和平居民和被俘人员85.7万余人，烧毁和破坏房屋7.8万处又4.4万余间，掠夺粮食3700多万吨、煤炭2.22亿吨、钢铁等金属3000多万吨……

B

巨大感召：人道主义让战犯掉下眼泪

随着改造生活一天天翻开，大村忍惊诧地发现，他曾无比熟悉的那座“魔鬼建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抚顺典狱”刑场，被改建成了宽阔的运动场；用于折磨抗日军民的“镇静间”，变成了理发室和浴室；囚徒们终日做苦役的工厂，变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阴森恐怖的刑讯暗室，则变成了医务室药房……狱中甚至还辟出了一个图书室和一个电影放映室。

今夕对比，反差是如此鲜明。

以伙食为例，在伪满抚顺典狱，囚犯每天只能得到一小碗高粱米饭，而在抚顺管理所，战犯们一日三餐，主食全是大米和面粉，按照军衔军阶，每人每天菜金补贴0.42元~1.54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0.1元/斤，猪肉0.3元/斤，每天1.54元的伙食标准，相当于那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副部级以上待遇，即使是0.42元的最低标准，也比普通中国百姓高出好几倍。

战犯吃得比管教好，在世界史上，这旷古绝今。当时中国内战刚刚结束，粮食供应比较短缺，工作人员能吃上战犯吃剩下的面条，都是“改善生活”。一次在地里劳动，战犯们以为管教带的干粮一定不错，过去一看，竟是玉米面做的“菜团子”，这让他们登时感慨万分。

“吃的”不说，还有“抽的”。对于会吸烟的战犯，管理所每人每月提供黄烟半斤，军衔高者还可享受纸烟一条。此外，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一次发、定期进行体检、每年举行春秋两季体育运动会、每逢节假日还有联欢会餐，和在西伯利亚“砸石头”的那5年苦日子比起来，战犯们在抚顺管理所的生活，简直像在天堂。

“他们是来坐牢，还是来住店？”一开始，管理所很多工作人员想不通。看守王兴，一家8口被日本人杀掉7口，有一天，国恨家仇齐齐涌上，令他瞬间失去理智，抄起一把菜刀撵得仇人满院子跑，结果受到严厉的批评教育。

即使有再大血海深仇，作为管理所工作人员，也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对战犯实施“三个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管理所医务室内科专家温久达，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被安排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之初，心中百般不情愿，但他还是做到了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有一天，温久达像往常一样背着残疾战犯去检查身体，气喘吁吁爬楼梯时，突然感觉后颈一湿，原来是背上战犯的眼泪。“你是不是疼了？”温久达轻声问。战犯嚎啕大哭起来：“不是，我是觉得太对不起中国人民！”那一刻，温久达猛然领悟到了很多东西。

最多时，抚顺战犯管理所曾羁押过982名日本战犯，资料显示，管理所为所有残疾战犯安装了假肢、为151名战犯佩戴了各种眼镜，为302名战犯镶过牙。

1952年，战犯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但从此卧床不起。管理所护士焦桂珍，每天给他喂水喂药、端屎端尿，由于精心护理，直至1956年假释回国，4年间，武部六藏没有得过一次褥疮。

武部六藏何许人也？他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号称伪满洲国第一号“太上皇”，他曾主持决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残酷镇压、奴役、毒化我国人民，疯狂掠夺东北地区物资的政策法令。

对比自身所犯罪行，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崇高境界，使武部六藏不断遭受来自内心良知的拷问，每逢此时，病床上的他常常会“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C

“抚顺奇迹”：全体日本战犯衷心认罪

日本战犯入所初期，因运动量较小，有些战犯患有末梢神经炎和胃肠疾病。为保证战犯身体健康，管理所决定每日运动3小时，劳动3小时，学习3小时。

战犯开展各种健身活动的身影，在运动场上随处可见，所方还经常组织排球赛、篮球赛和网球赛。管理所内的图书室，也是战犯们常去的地方，前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的第二号“太上皇”古海忠之，便是图书室的常客。

“伪满时期我就在这所监狱，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现在这里只有读书声、唱歌声。我们的人格受到了尊重，谁知我们竟是当年的杀人魔鬼！凭着人类的起码良心，我们要走正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一次座谈会上，大村忍发自肺腑地感慨。

管理所内的俱乐部，是举行会议、开展文艺活动、放映电影的场所。在这里，所方先后为战犯们放映过上百部电影，不少人看了《广岛》、《混血儿》、《战火中的妇女》、《基地的孩子》、《原子弹》等日本电影后，痛心疾首，悔恨交加。

在此基础上，管理所又引导战犯们算了三笔账：一是算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账；二是算战后日本人民所遭受的损失账；三是算垄断集团大发战争财的账。通过摆事实，算细账，大多数日本战犯逐渐认清了战争本质，就连原来带头闹监的藤田茂，对自身罪行的认识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1956年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指示，抚顺管理所组织全部战犯先后分三批到全国11个城市、99个单位进行了参观游览。亲眼目睹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这些长期与世隔绝的日本战犯深受触动，在他们的要求下，抚顺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方素荣，详细介绍了自己当年从日军手中死里逃生的经过，战犯们听得目瞪口呆，羞愧地跪在她面前，泣不成声。

1956年6月~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法庭上出现了罕见一幕：全体日本战犯衷心认罪伏法，无一人要求赦免，反而痛哭流涕地请求严惩，他们说：“千百万善良的中国被害者，永远不能起死复生，我们这些杀人凶手，应该受到中国人民的严厉制裁！”这史无前例的动人一幕，被国际史学界惊呼为“抚顺奇迹”。

按照当时国际上惩治战犯的量刑标准，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战犯应受到极刑，然而，中国政府宽宏大量，最终只对45人予以判刑。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近千名日本战犯，除１人自然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

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战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东北14年；从1950年被引渡到中国，至1964年全部开释，近千名日本战犯在抚顺服刑改造了14年，这又是一组惊人的历史巧合。不同的是，前者致使中国人民死伤3000余万，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而后者是在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光照之下，令被战争异化的人们完成了灵魂重塑，迈向了新生与光明。

D

战犯余生：竭力推进“中日友好”

“从思想根源上对战犯进行改造，是比战争更艰巨，却能造福后代的灵魂工程”——1950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这句话，时隔7年便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三批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在天津候船期间均向当地抗日烈士纪念馆敬献了花圈，纷纷表示回国后一定要为和平、为日中友好而奋斗。临别之际，很多战犯向管教人员挥泪告别，就连前来接运战犯的日本“兴安丸”号船长也惊讶地说：“这种惜别真是少见！”

1957年9月24日，获释归国的日本战犯在东京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首任会长正是藤田茂。此时，藤田茂已年愈花甲，但仍不断带领会员奔波于各地巡回演讲，介绍中国政府对战犯实行的人道主义待遇，用自身经历劝诫民众反省战争。

为揭露战争罪行、保卫世界和平，“归还者”们还从他们在中国关押期间写作的《忏悔录》中精选了15篇文章，并配上15幅历史照片，编成《三光》一书出版，该书10天之内印刷6次，销售之快占战后日本书籍销售的第2位。

1982年，日本国内出现一股篡改侵略历史、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逆流，对此，“中归联”会员倍感震惊，感到有责任把真相告诉日本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于是收集资料、图片、回忆录，在日本各大城市举办展览，甚至有人拿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跑到文部省，对那里的官员喊道：“你们看，照片上的人就是我，这不是侵略又是什么？”

1988年，“中归联”会员主动集资22万元人民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建立起一座洁白如玉的大理石谢罪碑，碑后用中日两国文字刻着如下碑文（摘录）：

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我们犯下了放火、杀人、掠夺等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收容期间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从而使我们恢复了人的良知……在此立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表示真诚的谢罪，并发誓绝不允许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作出贡献。

“中归联自创建以来，始终不间断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成为日本国内和平反战、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非常重要而活跃的力量。”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馆长张继承告诉记者，2002年，因会员年事已高，“中归联”宣告解散，但由这些战犯的后人及一些日本进步青年组成的“抚顺奇迹继承会”同时成立，继续传承和发扬着“中归联”精神。

“这些日本人，现在是战犯，20年后他们会成为朋友”，回想周恩来在上世纪50年代做出的这一论断，再细看本次《改造日本战犯纪实》展览，很多观众心悦诚服。

比如，玻璃展箱中那一撮来自阴地茂一的头发——获释归国后，阴地茂一曾８次组团赴华访问，2000年，他在临终前嘱托家人将自己的一束头发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希望将其葬在“第二故乡”。

每一件展品背后的故事，都如此令人动容。在另一个展箱内，陈列着一盒看似普通的牵牛花籽，原来，战犯副岛进获释前，管教员吴浩然送给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他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而不是拿着武器。回国后，副岛进牢记嘱托，在自家院里种下牵牛花，并将结出的花籽分赠给邻居。2007年副岛进去世后，他夫人把新培育出的牵牛花籽回赠给抚顺战犯管理所，寓意“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

“自4月2日开展以来，平均每天都有2000余人次前来观展”，伪满皇宫博物院经营推广部主任蒋海燕告诉记者，观众中有60%以上是闻讯而至的大学生。

据悉，长春是本次《改造日本战犯纪实》展览的首站，接下来该展览还将继续在全国进行巡展。

（感谢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伪满皇宫博物院对本文提供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