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个数字让一些媒体、官员和公众有些纠结——6.2万，它是北京市财政局日前公布的北京市公车数量，“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实有数为62026辆，其中市级公务车20288辆”。这数字的出炉缘于去年北京市为治堵而限行，有公民申请公开公车数量。

针对媒体对6.2万公车这一数字的质疑，有关方面回应，统计有“小口径”、“大口径”之别，财政局公布的是小口径范围的公车，即财政经费购买和供养的车辆，而长期关注公车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看来，对公务车数量的统计应该采用最大范畴，即只要动用公共财政资金购置的都应该算作公车，“因为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这一大口径范围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对公车数量的争议，更大的背景是公车改革已箭在弦上。今年两会，200多名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剑指“三公”支出，全国人大财经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今年6月报告的2010年中央财政决算中公开“三公”支出；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提这一“时间表”；4月5日见诸媒体的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抓紧研究推进中央国家机关公车管理使用改革，今年要拿出改革方案，在一些部门试行——如此看来，北京市公开公车数量可谓大势所趋，这也仅仅是第一步。

而公众期待的还不仅于此。公车运行成本是多少？公车支出预算以及“三公”支出预算如何更合理？自然会进入讨论范围。可以说，公开公车数量成了撬动“三公”支出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从预算开始，让透明、公开成为一种行政常态，进而建设透明政府、廉洁政府，这些则是公众更高的期待。

从“6.2万辆”的前世今生，我们看到某些制度规范中尚有不少漏洞。公车改革说了多年，可什么车算公车，公车有多少，居然说不清，这本身就很滑稽。为此，害得媒体不得不四处求证。新华社记者援引广东曾叫停10类公务车“变相”超编购买使用时列举了该省的公车范围，即“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股占50%以上国有企业、中央直属和外省驻粤单位购买的公用小汽车”；还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的通知》中对公务车范围的界定，也将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企用车归为公车范畴。这都从不同侧面对北京公布的“小口径”公车数量提出质疑。媒体有理有据的追问，帮助公众一步步接近真相，同时在提醒：尽快修补相关制度中的漏洞，已成当务之急。

从“6.2万辆”的前世今生，我们还看到改革的复杂性。全国人大代表叶青通过“一个人的公车改革”实践证明，“私车公用”每年可为纳税人省下8万至10万元左右的费用。但在很多地方，公车改革阻碍重重，因为“公车的特权思想在各级官员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不是仅凭几个会议、若干文件就能促使其放弃这种特权利益的。“公车改革背后是行政体制改革，政府预算改革、加大社会监督都是短期内可努力的方向。”而要治本，则要从行政体制层面进行宏观改革、严格界定政府职责和限制大大小小的官员权力，否则，公车改革微观层面的技术改良将事倍功半。

从“6.2万辆”的前世今生，我们不应忽略一点，争论也好，质疑也好，各方都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行事，这就使得事情沿着一个有序的轨道向前推进，这是值得肯定的。从公民申请公开公车数量，到北京市开全国之先河公开了公车数量，这些都离不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给力。这一条例实施近3年来，成为推进阳光政府建设的最有力支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的力量越来越深地融入社会并得到认同与尊重。无论是今天讨论“三公”支出改革，或是明天讨论其它事情，依法行事都应成为一种信仰和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