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的张正祥，自发保护滇池30多年。因为他的不断告发，告停了160多个环滇池污染企业、62个采石场，告倒了100多个官员、240多名老板。因为这一切，有官员恨他，有农民恨他，有房地产开发商恨他，有采矿者恨他，有挖石取土者恨他，有渣土车司机恨他，有搞汽车修理的人恨他，有开饭馆的人恨他，有土杂商店经营者恨他……在与滇池有关的利益链上，他的“敌人”几乎举目皆是。也因为这一切，他成为2009年“感动中国”人物，中国国家形象片的代言人之一。

本报3月26日刊发的《环保狂人的缠斗》，讲述了一个人与一山一湖的保卫故事。故事读来令人感动、惊异，进而心痛、愤懑。感动于张正祥异于常人的执著，惊异于张正祥超于常人的伦理视角，心痛于张正祥“别样”的人生，愤懑于张正祥所处无形环境的悲凉。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摸虾做菜，70年代游泳痛快，80年代水质变坏，90年代风光不再，现今时代依然受害”——这首描述滇池60年来水质变化的民谣，契合了张正祥与滇池为邻的成长经历。了解了滇池纵向的演变脉络，或许我们便能理解张正祥的偏执来源。然而，这一方山水，养育了孤儿张正祥，又何尝不同样养育了和他一样长大的昆明人？维护自我生存环境的担子，怎么能让一个人如此沉重而艰难地担负？

对于滇池的治理，近年来一直不曾中断。就在本报这篇报道见报后的第三天，来自《昆明日报》的一则通讯，历数了自2007年以来昆明市政府治理滇池的工作成绩——累积关停矿山509家，并在“十一五”期间由环保部门牵头或参与拟订有关环保方面的制度、方法和规章60余项。

显然，这一信息告诉我们，昆明的环保事业并非张正祥一个人在“战斗”，相关部门没有坐视不管，而且成绩卓著。然而，张正祥的现实处境和为滇池环保持续的付出与遭遇的报复，又似乎让我们明白，有些制度上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在别处，同样的环保命题，在没有张正祥式人物的反衬下，是否能够引起地方政府的关注？普通个体对于良好生存环境的常态诉求，又能否被接纳被重视？

当我们对张正祥的经历投去五味杂陈的复杂关注之后，必然期待一种高于个人行为的制度保障，带给我们安全、安稳、安心的生存环境。理智告诉我们，只有刚性的环保制度得以执行，即便没有张正祥这样的悲情人物，我们的家园同样会得到捍卫。

事实上，各地出台的环保“一票否决”制，曾经给过我们这种希望；一些地方发生在污染事件之后的问责，也让我们感到过一时的安慰。然而，当利益来敲门，当“发展”的冲动压倒一切时，“一票否决”是否能真正执行，便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高高举起、飘然落下的问责是否真正问到了要害，仍然存在诸多疑点。当利益蒙心，当敬畏不再，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某种制度的执行者来说，任何的约束都可能形同虚设。

说到底，在张正祥身上我们看到，根除污染不仅仅需要制度的保障、刚性的执行，那种来自内心深处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那颗珍视自我生存环境的纯净之心，或许才是附加于制度之上的另一种无形保障。

揭露丑闻总是很痛快，呼吁制度保障也可以轻松出口，但根植于每个人内心那份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良性参与，公民意识觉醒后的自发行动，或许才是我们不再哀叹制度难行、喟叹问责无力的建设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