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事纷纷扰扰，难免有个矛盾，可矛盾一旦发展到打官司的份儿上，要想心平气和地解决就有了一定难度。

“邻里之间有点过节儿是常事，但若不及时解决，就容易激化，闹到最后则有不到法院不罢休的势头。可是自从我们社区有了法庭，这种矛盾想激化都激化不了了，我们这儿的法官是不会让这种‘家丑’走出社区的！”

近年来，天津南开区人民法院先后在全区街道设置了12个社区法庭，居民不必直接去法院“打官司”，在社区内就可尽快将矛盾化解，此举颇受社区居民欢迎。

“自打有了社区法院后，社区百姓心里都多了杆公平秤，社区法院是咱百姓的主心骨啊！”家住天津南开区学府街的张庆坤大爷说，从2008年起，天津南开区法院设立社区法庭以来，社区百姓无论是遇到邻里纠纷，还是有各类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首先想到的都是社区里的法官们。截至目前，南开区法院社区法庭已经累计接待来访群众5万余人次。

近年来，民事纠纷案件逐年攀升，百姓越来越需要方便快捷的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式。南开区法院的社区法庭是以街为单位，全区12个街道，一街一法庭。南开区法院还陆续向7个行政街道派出6名民事案件经验丰富的法官，形成常驻的社区法庭，以审理简易的民事案件，调处居民纠纷，同时定期在社区开展法律咨询和讲座，普及法律知识。社区法庭的最大特点是审理案件“即立、即审、即执”，要求对街道社区的居民纠纷做到第一时间化解，在诉外诉前化解纠纷平均只有一至五天时间。让法官从法院走出来，使居民不出社区，就可以得到司法的帮助。南开区法院副院长王幸说，“此举完成了法官围着百姓转的角色转换，百姓在哪里，法庭就在哪里。”　

“以前街道居委会遇到居民发生纠纷时，大部分是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下，抹稀泥，息事宁人就得。但自从开办了社区法庭，居民身边就有法官，无论遇到什么难题，总能以法律为准绳找到恰当的解决渠道。”提起社区法庭，南开区长虹街盛达园社区居委会的刘淑华书记说。如今，南开区法院已经在辖区内的12个街道163个社区居委会建立社区法庭接待、信息反馈和办案站点，社区法庭还特别建立由审判员、人民陪审员、社区法庭协审员、人民调解员、特邀监督员、派出所民警组成的“五员一警”社会矛盾化解组织网络。

家住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街的林大爷醒来时已是早晨7点多了。一年多没睡过安稳觉的他，此刻只觉神清气爽，整个身心都舒服极了。“我得去趟社区法庭，好好谢谢那些法官们。”林大爷出门了。

原来，林大爷居住的楼上被户主租给了一个公司作为员工集体宿舍，不到60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十几个年轻人。三班倒的工作制使全天24小时总有人在房内活动。洗衣做饭、打闹喧嚣，没有清净的时候，楼内的住户深受其扰，林大爷更是天天睡不好觉。一年多来交涉了多次，还拨打过“110”，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林大爷找到了社区法庭。社区法官夏青了解情况后，找到租房的那家公司，要求他们将职工宿舍调换到不扰民的地方。最终，公司接受了法官的意见。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主动将一处原先的厂房改造装修成职工宿舍，解决了职工宿舍扰民的问题。

没花一分钱，没多跑一次路，官司没有立案便调解解决了。这就是社区法庭给老百姓带来的最大实惠。

提起社区法庭，在天津大学任教的19名教师也深有感触。这19位教师曾经购买了位于该市鞍山西道某大厦的商品房，因开发商违约，他们要求开发商支付违约金，但多次协商未果。社区法官接到案件后，多次与开发商接触，每次开庭时还都邀请另外16名业主派代表参加。经社区法官努力，起诉的3个案件得以调解解决，另外16名业主的纠纷也在诉前得以化解。

南开区法院把法庭开在社区，作为诉讼服务中心的辐射。“麦迪逊广场”居住小区的物业公司将拒缴物业费的10户居民起诉，影响到未缴物业费的100余户居民。审判人员经过了解得知，居住小区的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矛盾尖锐，部分业主坚持一分物业费也不交，物业公司的收缴率只有四成。审判人员与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多次沟通，达成协商解决的共识。南开区人民法院在小区内开庭审理，邀请近百名业主旁听。法官分析案情，讲解法律，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在一点点融化，100多户业主自觉地缴纳了相关费用，物业公司当庭作出减免部分物业费的承诺，原被告双方均对调解结果满意，终于案结事了。

如今在天津南开区，很多社区居民有了纠纷，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法院起诉或上访，而是先来找社区法庭进行调解。自2008年4月至今，南开区人民法院的社区法庭共审结民事案件374件，诉前诉外化解各类民间纠纷646件。社区法庭审理案件的调解率达到96%，与院内审理案件相比高出约29个百分点；案件审理周期为19.6天，诉前调解周期为1至5天，与院内案件相比缩短了35至50天，大大节约了诉讼资源，减少了市民的诉讼负担。三年多来，社区法庭审理案件的信访率为零，调处纠纷和接待来访群众满意率达到100%。

天津南开区学府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常建新说：“社区法庭”建立后，该社区一些‘斗气纠纷’‘法盲纠纷’几乎都被就地化解了，许多官司避免了，居民也减轻了因处理纠纷带来的辛苦，为快速合力化解社区矛盾开辟了‘绿色通道’，在百姓与司法部门之间架起了连心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