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4000～5000元。”

将收入分配的相关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和各级政府业绩考核体系，确保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大力压缩政府包括“三公”在内的行政性支出，就可以在政府财政收入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将更大比重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支出。

强化和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建议将个税起征点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4000～5000元。考虑到我国财富的集中度较高，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第一代富翁已经大都面临财产继承问题，应该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大幅度提高劳动收入在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当务之急是把我国最低工资调整到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政府要适当降低企业的税赋，以便为企业劳动成本的增加留出一定的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

“建议对国企高管高薪进行限制，公开薪酬。”

关于限制国企高管高薪的问题，我的建议如下：

第一，建立对国有企业高薪人士的控制机制，往往一个企业高管的薪水是总经理、董事长自己决定，尽管通过了企业的董事会，但是一般都是高票通过，所以等于是自己给自己发工资。所以要改，像这些人的薪酬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报国资委审查批准。

第二，要建立一种公开制度，公开薪水。

第三，国有企业负责人并不是说不能高薪，但是他们的高薪要合理、科学、公平，合理、科学，公平体现在哪里？他们要带来真正的效益，要有付出，这种效益要体现在企业有竞争力，如果没有竞争力也不行。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秦希燕

“改善分配已到了关键时期，要实现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就要求实施偏向于穷人的公共政策。”

我想起前几天在湖北日报上看到的一个书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卢现祥教授等著的《有利于穷人的制度经济学》一书。该书重点研究我国穷人（或低收入群体，或最低收入的20%的人）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及生存发展状态，在我国转型时期，无论是从初次分配、再分配来看，还是从收入流动性及可行能力来看，穷人大多数还处于不利的状况，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还是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的问题。

要实现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就要求实施偏向于穷人的公共政策，使穷人从增长中的获益份额超过富人。直接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包括足够的公共支出以支付基础教育、卫生和家庭援助计划，也包括促进中小企业的政策。这样做的结果将会迅速的减少贫困，从而使得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能够获得生活必需品。经济增长的减贫的经济效应是多方面的，如可以使低收入层次过上体面的生活，还有利于一国经济均衡的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

（详情请参见中工网代表委员博客专栏：http://blog.workercn.cn/ 徐恬恬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