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刚刚召开，关于“民生”的热议便迅速发酵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最热词汇。住房、收入、社保、教育、交通……一个个牵扯着百姓“幸福感”的指标，也同样牵扯着代表委员们的神经。

如何“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已经不再是一句简单的讨论，更成为我国最高参政议政殿堂中直面的重要问题，引发了百姓关于“幸福”的种种猜想。对此，代表委员们又如何回应这份沉甸甸的期待？

居者有屋

【民声】全国“两会”前的一项网上调查显示，房价调控和加快保障房建设成为最热话题。75%的被调查者表示，今年“想买房但买不起”，有53%的人预计2011年房价“还会上涨，但涨幅不会太大”。许多人感叹，房价太高，想不“啃老”都难。

但与往年强烈要求打击房地产投机不同，今年更多人的讨论焦点已经转向“如何实现保障性住房建设及其公平分配”。中央政府提出的2011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达到1000万套，也让无房老百姓们看到了保障性住房托起安居梦的希望。

【回应】

安居方能乐业

随着房价的飙升，全国政协委员袁伟霞关于“房子”的怀旧情绪也渐渐浓了起来。

她清楚地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不管走到哪里，组织上总是在安排工作的同时，顺带安排住房，而且让大家住的地方与工作的地方相邻，尽量使年轻人有更多时间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之中，不必因居住过远，而把时间浪费在路途中。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把原有国家住房卖给个人。2000年，袁伟霞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小房子。“国家当时的初衷是为了从中得到一些钱，以便为百姓建更多更好的住房。客观地说，确实改善了许多居民的住房条件。”

然而，当袁伟霞身边多了许多刚刚毕业的年轻同事时，房子也成了他们的最大问题。“房价越来越高，为了买上一套房子，许多工薪家庭勒紧腰带，咬紧牙关，也就勉强凑足首付款，除此以外，还要背起巨额贷款。这样的生活幸福吗？”袁伟霞感慨地说。

“工薪人群既买不起商品房，又没资格享受低廉的保障性住房，已经成为现有政策的‘夹心层’。”全国政协委员郭涛认为，一方面，国家应出台政策鼓励企业为职工建保障房；另一方面，培育好租赁房市场，充分利用现有的“空置房”，对所有用于出租的“空置房”，限定其出租价格的同时，免除个人所得税5年。

郭涛曾经测算过，各地租房税收只占财政税收的0.15%~0.2%左右，减免这部分税费对地方财政不会有大影响。“而且，让利于民也是政府以人为本的最好体现。”

“钱包” 鼓起

【民声】近年来，收入跑赢GDP的呼声日渐高涨，然而，一方面2010年出现的“豆你玩”、“蒜你狠”、“糖高宗”、“棉花掌”，让人们明显感到物价的压力；另一方面，个税征收上出现的“贫富倒挂”更是备受诟病，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的主要负担群体。3月2日，国务院召开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明确提出，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级次级距，并相应调整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级距。

【回应】

收入与“幸福值”同增长

个税调整刚一提上议事日程，多位经济学家就预测，个税起征点可望从目前的2000元提高至3000元，而且现行的九级税率也可能作出相应调整，减少税率档次扩大级差。如果个税起征点上调至3000元，将意味着有20％以上就业人群赋税负担减为零，对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意义重大。

“分好财富大蛋糕，提高居民收入”是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观点、提案的“火力集中点”。他们普遍认为，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降低中低阶层赋税负担，对社会稳定起到一定作用，也能有效调节社会公平。全国人大代表李培根表示，提高个人所得税薪酬的起征点，这将实实在在让群众得到实惠。

“个税起征点应与地区物价通胀系数挂钩。”全国政协委员彭磷基认为，各地的物价水平、消费水平不一样，比如2009年北京应届毕业生月均工资2472元，而同期北京普通住宅月平均租金达到2947元，但是在中西部省市，同样的工资与当地消费水平相比并不低。

因此，彭磷基建议，在适当上调个税起征点外，还应建立个税起征点与地区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率联动的机制，让个税起征点综合上述因素进行调整。

代表委员们表示，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来说，理顺收入分配方式，稳定市场物价，对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有根本性的作用。“腰包”鼓起来的民众不再为生计疲于奔命，那时候，会有更多人拥有“幸福感”。

“保障”人人

【民声】连续多年的全国“两会”民意调查，“社会保障”都排在民众关注度第一位。

今年，一项有近8万人参加的调查显示，在各项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保险最受关注，其次是医疗保险。而在记者采访中，许多民众还认为“异地报销存在障碍”、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一些保险报销门槛过高，农村与城市社保差距大等，都让社会保障“看起来不那么美”。以我国的新农合为例，作为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的一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目前已覆盖8.35亿人，但平均到每个人，补助标准和服务水平就打了折扣。

【回应】

地不分南北，人无论城乡

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国强民富、国民共富”的梦想能否实现，关键还是要看体现社会公平的保障体系如何编织。

“我不太赞同‘农村社会保障’的提法，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分隔的一种提法。要让农民公平享受到国民待遇，就要把面向市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向农村延伸。”谈起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毫不客气。

虽然新农合启动至今已经覆盖了90%以上的农民，但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是短板。全国政协委员朱蒙认为，国家在推进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做了不少功课，但总体水平，特别是农村的保障水平仍然很低，“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于城市，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感到不公。”

民盟中央副主席、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徐辉委员表示，应着眼于城乡一体化，对目前种类繁多的社保内容进行强势整合，同时大幅增加社保投入，努力扩大农民工参保面。在低水平、广覆盖、能转移、可持续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建设既适合农民工特点又与城镇职工社保制度相对接的农民工社保制度。

教育公平

【民声】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最新数据，我国2010年流动人口已达到2.21亿，新生代逐步成为主体，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和在流入地长期居留趋势明显。在2.21亿人口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流动和留守儿童群体，如何让他们享受到公平的教育？

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当前实现教育公平的重点。然而，由于目前义务教育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担，农民工随迁子女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其结果便是：在现行的城乡政策框架下，流动人口子女无法享受与城市儿童同等的教育机会，也被排斥于乡村正式的教育体系之外，成了被“边缘化”的群体。

【回应】

“流动花朵”沐浴公平阳光

全国“两会”召开前，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针对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提出必须采取“两手”：一手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另一手是保证农民工孩子上学尤其是接受义务教育不因户口受到影响。“要让农村的孩子不管是留在家里还是随父母到城市都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对此，代表委员们各出“奇招”，为实现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一中校长鲁善坤认为，应该从两方面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难题：一方面，扩大学校的容量，可能这在特大型城市做起来更困难一点，但可以在其他城市尝试；另一方面，促进教育的均衡与公平，缩小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差距，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这才是根本”。

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则提出更为大胆的设想：教育领域取消户籍限制。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广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子女是无法正常地在居住地读高中、考大学，大多在城市“借读”之后再回原籍参加中考和高考。这种现象造成了大量“留守儿童”，增加了学生家庭负担，也有悖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他建议，取消城市学校对就读学生的户籍要求，凡是在当地居住满一定年或以上的学生，均可就近入学和参加升学考试，外来人口子女与城市学生平等地享受城市教育资源。

目前，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产生了“入园难”、“入园贵”、“入园差”、“学前教育小学化”等问题，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更是难上加难。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洪梅香则呼吁，政府在学前教育方面加大投入和监管，并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希望这些‘流动的花朵’能沐浴在公平教育的阳光下。”

交通疏堵

【民声】随着城市化不断加速，中国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乃至二线城市都出现了一个令人头疼的“城市病”——交通拥堵。每天大把的时间浪费在拥堵的道路上，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群“幸福感”骤减。

据悉，在常住人口均已超过1900万的北京和上海，“治堵”方案已被写入地方“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许多城市采取限行、摇号、限购、收费等治堵政策，但收效尚不明显。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如何突破交通越治越堵的怪圈，成为代表委员必须直面的民生关切。

【回应】

疏堵需要综合治理

治理交通拥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城市交通拥堵更像是汽车社会带给人们享受汽车文化盛宴的同时，顺便“搭配”给人们不受喜欢的礼物。

“限购摇号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性措施，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其实，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决不能完全归结于车多，城市缺乏科学规划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建议，各地确立“路权分配”理念，因地制宜建设“步行系统”，学习香港建立“人在空中走，车在地面行”的立体交通景观，实现“路权”的合理分配。

而全国政协委员李书福认为，“停车难是导致许多城市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建议，将汽车消费税在汽车上牌时由当地政府部门征收留用，专款专用于停车场建设和道路建设；燃油税中央与地方分成，用车多的地方，财政收入也多，作为地方政府解决停车难和道路拥堵问题的财政支持；大力开发地下和桥下公共停车场，积极发展立体式机械车库。“在各城市应设计出合理的交通结构和居民出行方式，统筹公交优先和私人交通的关系，但‘不能简单地限制私人汽车消费’。”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则继续大力呼吁公车改革，通过控制公车总量来治理交通拥堵。不过，他认为，“治堵”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尽快推进公车改革。“最堵车的上下班高峰期，公车几乎都在路上，而且一半时间在空驶。”叶青说。数据显示，北京目前的公车保有量约70万辆，在400万辆乘用车总量中，占到17.5%。“如果公车与私车比例能降到1∶9，估计治堵的效果就更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