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以及媒体曝光安徽某村“乞讨”专业村的黑幕之后，“乞丐”这个行当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在很多人眼中，那些流浪街头的乞讨者，真假难辨。有人坚决拒绝给予施舍，有人却本着善意，选择施舍。从事专业救助近十年的河北承德市救助站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些街头乞讨者，绝大多数是职业乞讨者。这些人，大多拒绝救助站的帮助。而另外一群人，由于各种原因需要被救助，却因为精神残障难以提供自身有效信息而获得真正的帮助。

乞讨方式不断变化

据承德市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职业乞讨者的乞讨方式总在不断变化中。

方式一：诈尸型

城市街头人流如潮，他从容地将行乞的道具一一拿出。随着哀伤的音乐响起，他跪在地上，父亲或者别的亲人的“骨灰盒”摆在面前，一幕凄惨的乞求葬父闹剧上演，然后，1元、5元的钞票便从善良的人们手中落在他的面前。

前两年，承德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在现场救助时见到过这种乞讨方式，但当救助人员上前表示施救时，这位年轻男子却表示拒绝。“我们拿起那个骨灰盒一看，就是一个模型，实心的根本打不开。”救助站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乞讨工具是小伙子在浙江一带买来的，是他专门用来乞讨的工具。

几年后的2010年，类似的戏码在承德街头再次上演，只是，这次的乞讨工具从骨灰盒模型换成了真人。

“举报人打来电话说，医院门口停放着一具老人的尸体，旁边一位自称是老人儿子的中年男子，正在跪地向路人讨要丧葬费，场面很是可怜。”救助人员回忆，“当时我们过去后，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就一句话——我们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赶紧起来吧。”

躺在地上的“尸体”见状，突然坐起，俩人收拾东西迅速离开了。这戏剧性的一幕，让旁边的市民惊诧不已。一位刚送了50元的女士愤愤不平地要回了自己的好心施舍。

方式二：假装残疾

春节前，老家河南省开封市的21岁女孩小云（化名）在“老板“的带领下，来到了承德。这个不大的山城，对于已经从事4年多职业乞讨行业的小云来说，只不过是她不停穿梭生活中众多城市里小小的一站。

这一次，小云的老板没有选择让小云伸手乞讨，而是采用了碰瓷的手法骗取钱财。小云小儿麻痹落下病，让她原本就纤细的腿被车撞成骨折。老板趁机狮子大开口，却没有得逞，这起交通事故进入正轨处理程序，老板慌忙逃走，不见了踪影，这也让小云重获“自由”。在返乡路上，小云向救助站工作人员说起自己这一行的潜规则：一般他们只在一个城市逗留10天左右，以免市民“审美疲劳”；当下一拨乞讨人员到来时，他们会自动转往下一个城市，且不会发生什么冲突。

事实上，正如小云所言，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印象中，这些职业乞讨者都是一拨一拨来，一拨一拨地走，一个小组织大概在十人之内，残疾的种类也不同。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假装聋哑的职业乞丐在市中心打着布条乞讨。当时开车到他跟前时，我故意摁了下车喇叭，就发现他下意识地回了下头，这一下就露馅儿了。”救助人员回忆，知道自己被识破，这名假装聋哑的老汉走到不远处，招呼另外一名以同样方式乞讨的老太婆“赶紧走”。

这位救助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曾亲眼见到过一拨残疾乞讨人被他们的“头人”拉着放到市区各个点“上班”，而当夜色渐浓后，这些人又被车一一接走。

方式三：老人小孩乞讨

还有一类人，利用孩子博取路人同情，但在承德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印象中，还没有发现利用拐卖儿童的案例。

“我们见到的抱着孩子行乞的人，大多来自甘肃偏远地区，他们那里确实很贫穷。”一次，当工作人员护送一位流浪人员回到家乡，村子里贫瘠的状况令工作人员记忆深刻。

在我国的相关条例中，也明确禁止利用未成年人乞讨，但在现实中，民警面对这部分人也很难处理。“由于他们大部分是女性抱着孩子，民警只能对他们进行教育批评”。

还有一类行乞人员，他们大部分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天气越差，越是趴在风口，博取路人同情。利用年龄“优势”行乞的，大多来自河南，甚至，有些人自言，家乡一个村子的人都会以乞讨为职业。

救助站工作人员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曾经，一位老人乞讨数年所得供养儿子终于上到了大学，儿子对父亲说：“爸，咱们别再去要饭了，同学知道了会笑话我的。”而这个乞讨者却回答：“儿子，你爸要不出去要饭，全村的人都会看不起我的。”原来，在他们家乡那一带，行乞作为一种职业，与尊严无关，如果不能出去行乞挣钱，就代表了一种“无能”。

令人揪心的被救助者

在孙志刚事件宣告我国收容遣送历史终结之后，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我国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制度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上前台。

一般来说，社会救助的对象主要是经济上的“贫弱群体”，在承德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的经验中，真正需要被救助的人，大致也只有两类：一种过于精明，到救助站只是为了寻求一张免费火车票；一种是精神智力障碍，说不清自己的来历，为救助增加困难。

救助站负责人坦言，工作压力最大的，还是面对那些过于“精明”的“求助者”。他们很多人的穿着明显不像乞讨人员，手里拿着手机，编一个谎言，无论怎么问都不会告诉你自己的真实情况，他们唯一的目的只是想赖一张免费的火车票。“如果救助站不理他们，这些人就会又哭又闹。”

让救助站工作人员真正揪心的，还是一些确实残疾或精神智力障碍的人们。

“过年前，有一个老太太意识不清，我们通过口音判定她就是承德本地人，便带着她四处找家，还通过媒体寻找她的亲人。”救助站负责人介绍，“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老人的亲人并未现身。不久，老人去世，一天，有一个人打来电话询问，老人是否已经火化，骨灰在哪里。并自称老人由于精神障碍自己出走的。”事实上，当救助站发现这位老人时，她屁股上全是褥疮，根本没办法行走。

“这便是典型的遗弃。”承德救助站负责人告诉记者，类似现象近年来时有发生，多是一些生病卧床的老人或精神残障的孩子，有人曾亲眼见过他们被亲人用汽车拉到某地，然后开车扬长而去。

遇到这种情况，救助站会将他们及时送往定点医院进行治疗，这部分费用由地方财政全权负担。

除此之外，有些女性精神残障流浪人员，还会遭受性侵害，被救助时甚至怀有身孕。这类流浪人员最让人揪心。

“曾经有一个案例，河北保定一位女精神障碍患者在外流浪了近10年，在救助站实施救助时发现她怀有身孕。在救助站的帮助下，她顺利生产。可能是母爱的力量吧，面对弱小的生命，女人居然清醒了，后来还记起了自己的家。”救助站工作人员说，这种圆满的结局并不常见，也有人始终不能提供有效信息，按照相关条例规定，救助站会将他们送往社会福利院等机构妥善安置。

目标与现实的偏离

2010年初，蹿红网络的“犀利哥”曾让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遭遇诸多质疑。在承德市救助站看来，这种质疑显然有失公允。至少在承德市，已经形成了救助站不定期主动街头现场救助的惯例。

“一般，大风降温等恶劣天气来临，救助站都会主动上街现场救助。平时，救助站的电话也对外公布，一旦接到举报，马上实行救助。”承德救助站负责人介绍，现在街头的流浪乞讨人员有两种情况：一是困难型乞讨，另一种则是欺骗型乞讨。“而我们现在所见的多是后一种——欺骗型乞讨，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能吃饱肚子，而是为了赚钱。因此，这些乞丐也不会为求三餐而断绝自己的财路，而真正有困难的乞丐即使进站救助也解决不了自身的根本问题，所以，他们一般都不会自愿求助。这就凸显目前的救助管理办法在救助对象上出现了目标与现实的偏离。”

相较于北京、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对于承德市这样的三线城市来说，尽管每年救助3000左右人次的数量不算多，但由财政负担的相关救助开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针对损耗救助体制的职业乞讨现象，一位专家曾坦言，造成这种现象与一些市民不辨真假随意施舍有关，也期待城市的市容管理部门对这些乞讨行为进行制止，拒绝乞讨行为。

这种观点在从事多年救助工作的承德救助站负责人看来，它有一定道理，但改善这种状况的方式仍然不宜过于激烈。“社会救助体制的出台，本来就体现了政府对待不同生命的尊重。面对市民的施舍，我们会用实例来告诉大家真相，但却不能对人心向善者进行强制限制。”这位负责人曾遇到一位老太太，在自己生活很困难的情况下，却大方地施舍给骗乞者20元钱，当骗局被揭穿时，老太太并不领情，直言“我就想用这种方式积德”。

尽管尊重每个人的不同选择，但是，站在救助站的立场以及多年来的经验，这位负责人提醒市民，爱心表达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向社会慈善机构捐款捐物，通过一定的组织来表达自己的爱心。

“在承认个体拥有向社会乞求帮助的权利的同时，我们也同样不希望好人的善意被滥用，被骗的经历会损伤社会的信任感，这不应该成为强制收容遣送制度转变为救助制度后的不良产物。”这位负责人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