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最”字号的书名多起来了。到了年底，一些出版社从报刊或者网络选择若干篇文章，便冠以“某某年度最受欢迎的若干篇某某”、“某某年度中国最佳某某”之类的的大名，响当当地出版。据说，这种所谓的“最”年选，已成了某些出版社的长期生意，其出版过程当然是“速成”的，有的甚至就是一两个人花几天时间就大功告成了。于是，逛书店，面对花花绿绿的各类“最图书”，我们便常常因为难辨真假高低而感到无所适从了。

我也翻阅过一些“最”字号的图书。毫无疑问，多数此类出版物，里面的文章，只能说是东拼西凑，谈不上一个明显的主题；而就单篇文章来说，更是看不出它的哪一点是某个时代或某个领域“最好”或“最受欢迎”的。说来惭愧，这些年，我的若干篇拙作，也曾经“有幸”成为（其实是“被成为”）“最受欢迎”的杂文或小小说、随笔什么的，但平心而论，这些小文章，即使放在我自己该年度所写的东西当中，也不是最好的，更何况其他。由此我就更加相信，编者之所以冠以“最”字出版，完全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也就是说，这个“最”，其实和作品本身并无多少关系。

除了年选之“最”，还有个人作品动辄“最受欢迎”、“最具人气”、“全国第一”等等说法。现在的图书不是流行“腰封”吗？你去看看那些“腰封”上的广告词，那真是不得了啊，如今仿佛是进入了遍地是大师的年代了，那些作者们都是旷世奇才呢，就算差一点，至少也是千年才出一个的。这时我就不禁暗自纳闷：怎么我们的运气就这么好，有幸与这么多大师级的人物同时代？怎么咱的运气又这么差，这么多同龄人都一个个很不小心地成为大师了，咱却连个啥名堂都没混出？

显然，商业化时代，“最”字被滥用了，文化界也没能例外。

的确，当今包括出版界在内的文化界，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最重要的追求（这个“最”，倒恐怕是货真价实的）。对很多人来说，做文化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至于“社会效益”之类的说法，简直成了笑料。于是，我们就不难看到，某些曾经为人所不齿的奸商的做法，频频被某些文化人所使用；坑蒙拐骗在文化界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为了追逐利益，有人完全不把名声当回事，他们可以抄袭，可以造假，可以把自己的成绩放大千百倍进行包装，可以彻底抛弃人格尊严进行恶意的炒作……可以不择手段做一切能做到的事。在这种环境下，把几篇普通文章吹成“最好”的文章结集出版，或者把一部也许只是东拼西凑的文字包装成“天下第一家”，骗骗年轻人的几个碎银子（据说，这类读物主要市场在学生群体），这算什么过分？

身处这个时代，我们当然不必把人家滥用的“最”字当回事。在“广告”常常混同于“吹牛”的年代，这种小把戏可以骗到一部分人，但骗不到所有的人。毕竟，现在的人也越来越聪明，见多了吹牛的，见多了骗术，最后也许谁说都不信它了。

我倒是为后人担心。我想，如果后世的风气和现在大不一样，那时的人们讲诚信了，什么东西都有序了，他们偶尔淘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出版物（当然已是珍贵的文物了），会不会完全信了它，把这些一般般的东西真的当成了这个时代的代表，甚至把某些招摇过市之徒真的当成了大师来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