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有门户网络的新闻标题是，“城市大跃进，183个城市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打开页面，是《人民日报》当天的长篇通迅报道《城市化不能“大跃进”》，核心意思是我国城镇化率2009年已达46.59%，用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但我国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报道提醒，城市化不仅是漂亮的外表，要有内涵，要有充分吸纳就业的能力，要循序渐进。说到“要循序渐进”时，报道引用了几组数字，之一即“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不觉得似曾相识吗？大约五六年前，“中国186个城市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闻曾引来一片喧哗；数年过后的今天，网站将中央大报记者对城市化问题的深度报道，简化为一个“过去的数字”，显示了“标题党”的“功力”，也多少透露出“国际大都市”很是令不少人心向往之。

能给一个城市未来定调、拍板的事，非一般人所能为。于是相关评论纷纷指责决策者贪大求洋，只重城市面子、不重城市里子。可问题远比一味指责复杂得多。

比如，国际大都市的标准是什么？城市定位基于什么要素、由谁说了算？相关信息极少出现在公共舆论之中，在不少人看来，那事离自己很远，是“领导或专家操心的事”。更少有人了解，其实“国际都市”的概念已不再前卫，在我国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呼声渐起——注意，当我们还没搞清“国际城市”是什么样的时候，学者们又提出了“世界城市”的概念。也许用不了多久，“建设世界城市”的规划又将被列入某些城市的宏大目标，至于“国际城市”与“世界城市”区别何在，估计没多少人在意。

城市的品质当然不是由一个称谓或一个概念决定的。生活在其中的百姓往往从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中，评判城市的好坏。比如，在城管与街头小贩的对峙中，人们意识到，城市形象的“面子”与民生的“里子”如果处理不好，会闹出矛盾甚至人命的。比如，以“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为底气的强拆事件频频，不时引发命案，人们在想，城市发展可能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其中，政府的权力如何保持克制，公民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并非小事。比如，在声势浩大的旧城改造中，在推土机轰鸣下，文物古迹相继灰飞烟灭，人们在思考，城市现代化是不是注定千城一面，只有摩天大楼林立一个模样？现代化注定与传统文化水火不融？比如，一些城市地标建筑恢弘气派，而里弄小巷破烂不堪，人们会问，城市建设的钱往哪儿花，百姓有多少话语权？诸如此类。

每一个问题都令人纠结，种种纠结归结到一点，即城市发展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宜居城市”、“幸福城市”等各类名目的评选或目标设定，都回避不了这一核心问题：城市发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别的什么为本？

我们用30年时间走过人家200年的城市化历程，难免手忙脚乱，但人家的经验与教训摆在那儿，照照镜子，总是可以少走点弯路的。现行体制下，让一任市长决定或考虑一座城市百年之后的命运，似乎也强人所难。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决策者自以为高瞻远瞩，为城市殚精竭虑地绘就着远大蓝图，而城里的百姓却不以为然，根本不在乎什么“国际都市”或“世界城市”的名声，只关心眼前看病贵不贵、上学难不难、养老有无保障、出行累不累。

说来说去，又回到一个较大论题：如何让城市的长远规划与百姓眼下的生活质量相协调，如何让百姓从城市的发展中受益、从而更为认同城市发展目标，这可能比设计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发展目标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