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
赵世炎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龙华授首见丹心,浩气长虹烁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施英。”这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缅怀赵世炎的诗篇。“施英”是赵世炎当年用过的化名。
赵世炎,1901年出生在四川省(今重庆市)酉阳县龙潭镇。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受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的影响,投入新文化运动中,并结识了李大钊等人。1919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少年学会,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参与主编《平民周刊》《少年》半月刊和《工读》半月刊等进步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0年5月,赵世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春,与张申府、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中央执委会书记,随后又任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1923年,赵世炎和陈延年、王若飞等带领一批青年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应李大钊要求,赵世炎回国工作。他先后任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省的斗争。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北京人民在中共北方区委赵世炎等人领导和组织下,立即行动起来,举行游行、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随后,李大钊派赵世炎等人到天津、唐山等地去加强领导,先后组织和发动天津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天津海员大罢工和赵各庄矿工人大罢工,使北方地区的声援活动和群众斗争连成一片,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
1925年10月,在内蒙古地区农工兵大同盟代表大会上,赵世炎当选为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书记。为了推动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和培养蒙古族干部,他和李大钊(任书记)、邓中夏等经常到蒙藏专门学校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他们的培养和教育下,最早一批向往革命真理的蒙古族青年乌兰夫、奎壁、吉雅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后来开展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准备了骨干。
1926年3月,赵世炎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会后,为加强江浙地区的工作,党中央任命赵世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组织部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并兼任江浙区委军委书记。赵世炎化名“施英”,到上海后就深入到工人群众中,了解情况,组织工人罢工斗争,准备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他号召社会各界群众发扬五卅精神,联合起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以对付帝国主义的屠杀和进攻。在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和组织下,从1926年6月到9月,上海各界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新阶段。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上海党组织为了配合北伐胜利进军,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罗亦农、赵世炎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由于时机不成熟,上海工人的第一、二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1927年3月21日,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和指挥下,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赵世炎身先士卒,他和周恩来一起指挥和带领着150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勇敢地冲锋陷阵,向着直鲁联军发起冲击。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外国控制的租界除外)。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为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上海处在腥风血雨中。1927年5月,赵世炎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代理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回到严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以大无畏的革命气魄,继续坚持领导革命斗争。
由于叛徒出卖,1927年7月2日,赵世炎不幸被捕。他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他把敌人的监狱和法庭当成讲坛,大义凛然地宣传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理想,揭露反动派的罪行。他慷慨激昂地说:“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7月19日,敌人对他下了毒手。面对死亡威胁,他从容不迫,镇定自若,高呼着:“工农联合起来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上海枫林桥畔英勇就义。
赵世炎的一生是短暂的,他将自己的全部青春年华和满腔热血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篇章。今天,在赵世炎的家乡——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建有赵世炎故居和烈士纪念馆,永远缅怀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罗健夫
新华社西安2月15日电 (记者段博)图形发生器,这个今天早已被淡忘的普通电子设备,却承载了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一段辛酸历史。如今这个不起眼,甚至显得粗笨的“大家伙”,早已被先进的CAD技术取代,但在30多年前,它的研制成功为航天电子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镌刻着一位英年早逝的科技工作者的名字——罗健夫。
罗健夫生前是原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第771研究所)一名普通工程师。虽然去世了,但是他所凝聚的航天精神却代代相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副院长、771研究所所长张俊超说:“罗健夫对本职工作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为航天科研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图形发生器是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制版设备,没有它,研制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几乎不可能。1969年担任图形发生器任务课题组组长时,34岁的罗健夫对这一领域十分陌生。面对国际封锁和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科研环境十分艰难。
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光学等多方面知识,而罗健夫大学学的是核物理,只能一切从头学起。接到研制任务后,罗健夫一头扎进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搜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
年近八旬的胡培德老人曾任罗健夫所在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他对记者说:“为了能够看懂英文资料,罗健夫又自学了英语。在当时那种闭塞的环境下,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从头学一门外语,难度可想而知。”
1970年,罗健夫领导的科研组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攻关组白天得参加“革命”运动“改造思想”,只有晚上才有时间搞科研。当年和罗健夫同在非标准设计组的同事蔺振声说:“他这种身处逆境仍然投身科研工作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大家。”
1972年,历时3年,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中国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图形发生器。这一成果填补了我国电子工业的一个空白。3年后,性能改进的Ⅱ型图形发生器研制成功,为研制大型集成电路微处理机奠定了基础。Ⅱ型图形发生器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
1981年10月,正当罗健夫积极投身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改良工作时,病魔却向罗健夫袭来。但为了Ⅲ型图形发生器能早日投入使用,他以惊人的毅力,一直坚持工作。1982年2月,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面对这样的沉重打击,罗健夫要求医生不要将病情告诉家人。他想得最多的仍然是手头的科研工作不能停。领导让妻子休假照顾他时,他表示:“自己因病已经影响工作了,妻子不能再耽误公家的事。”
除了工作,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别人。面对绝症,他看得很开,不止一次对主治医生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在我身上做实验,死后我的身体捐献给国家,你们可以解剖好好分析一下,希望对以后其他人的治疗有帮助。”
“面对荣誉和奖励,罗健夫想得最多的总是其他同志。”胡培德对记者说,“在Ⅱ型图形发生器申报国家科技成果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最后。1980年和1981年两次评定高级职称时,他都没有申报,认为自己的水平还不够。”
面对职务、名利,罗健夫看得很淡。他甘愿当“普通一兵”,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他说:“作为一名党员,自己搞技术比当领导更合适。”
1983年2月,罗健夫被国务院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虽然47岁英年早逝,但在我国的图形发生器历史上,却永远地写下了罗健夫这个名字。
2007年罗健夫逝世25周年,771研究所为他塑像,号召新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学习罗健夫忘我工作、勇于攻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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