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贾平凹的记忆里，父亲只落过一次泪。

“文革”的时候，父亲被批斗。有一天贾平凹正在地里干活，听人说父亲回来了，就赶紧往家跑。父亲一见他就哭了，说：我把你给害了。

这一幕，刻在贾平凹的心里。时光的流逝没有丝毫冲淡这历史长河中平淡的一瞬，反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深刻且不吐不快、甚至呼之欲出。44年后，终于发酵成了今天60万字的长篇小说《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

把故事的镜头，拉回到贫穷闭塞的农村，借着主人公狗尿苔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一个丑陋、怪异、自卑，然而却能够和动物、树木、花草对话，想象力丰富的13岁孩子的眼里，20世纪60年代那场最大的政治运动，是什么样子？

这是他极其用心的一部作品，修改了三稿，每一稿都是一字一句重写，写作字数前后达200万字，用坏了300多支签字笔。他为此感激那300多支签字笔：“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大筐里。”

没有怨恨、没有激愤。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轨迹，在贾平凹平静的叙述中，有缓慢的沉重感，也有荒诞的戏剧性。但是其中对于历史浩劫的解读，对于人性深刻的解剖，又无处不在。

《古炉》是一个国家的记忆

《古炉》的背景依然是贾平凹所熟识的农村。在那个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的村子，在各种因素的催化下，集体投入到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对抗、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贾平凹用真实的生活细节和浑然一体的陕西风情，将中国基层“文革”的历史轨迹展示在读者面前，是作家对这场历史大浩劫的人文解读。

他说，写“文革”既是使命，又是宿命，作为一个参与过、了解过那段历史的人来写，有感觉，也会更扎实，如果让一个没有经历过那历史的人写，就和现代人翻唱民歌一样，丧失了本真的味道。

“作家毕竟不是对一个运动或者一个事件做评判的角色，最关心的是人和人性的关系。”贾平凹没有写对于“文革”评价的内容，“文革”只是载体。他写的是自己的记忆，但他认为这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文革”对于国家对于时代都是一个大事件，但是对于文学，却是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当时他在旁边看着，不清不楚，40多年过去了，他还在一旁看着，但却企图走近和走进。“文革”结束了，正如任何一个人类历史的巨大灾难无不是以历史的进步而补偿的一样，没有“文革”就没有中国人思想上的裂变，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整个社会转型的改革。贾平凹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用记忆去还原那个时代的色彩。

“文革”开始时，贾平凹才十三四岁，父亲原本是乡村教师，1个月能挣50多元钱，在村里是小康人家。可是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早地体验了不该在那个年龄段体验的生活。

“那段生活让我爱起了写作，我为什么爱写人与人之间的小摩擦，也是源于那段生活。”贾平凹说，年轻的时候，对少年时代生活并不在乎，越是年纪大了，这些东西会经常翻腾出来。“年纪大了，没有了怨恨，才能冷静观察那段逝去的日子。”

写的时间长了最害怕写油了

从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贾平凹已在写作道路上耕耘了37年。他觉得自己的写作有几个很明显的阶段：“长篇小说《浮躁》以前是一个阶段，从《浮躁》以后一直到长篇小说《高老庄》又是一个阶段，《高老庄》以后又不一样了。”贾平凹说，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思维上有些不同。他个人更喜欢后面的作品，原因有二。早期的作品写得比较清新优美，读的时候可以从里面摘录一些段落、句式，马上就能接受。后面的作品写的没有章法，看起来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没头没尾。“早期作品是年轻时期写的，很清晰、很优美。但早期作品都是别人的事，听别人讲话，马上就能演绎成一篇作品；后期的作品基本是个人生命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的一些东西，看起来没有章法，写得不清晰，写得比较混沌了，可能有一部分读者就不容易接受。但实际上我觉得，生命接近到50岁以后，后面的作品我觉得要比前面的作品的收获要多一些。”

《秦腔》以后，贾平凹逐渐在写作中找到愉悦感。构思的过程固然是艰难的，具体到写作行为中却有快感，他觉得挺有意思，但是也时时警惕：“写的时间长了最害怕写油了，滑到槽子里出不来。写得多了，老想突破，但是突破小的很。想想其实很悲哀，人这一生干不了多少事，特别难，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挪，艰难地往前挪，乐也乐在一点点地突破。整个文坛是残酷的名利场 ，不往前走就被淘汰。”

保持持续写作的秘决

30多年的写作中，和贾平凹同时代的写作者，很多已消声匿迹或转移了兴趣，但他的创作依然保持既有的蓬勃态势。他对此有自己的解释：“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耐性强，适合马拉松；有的擅长冲刺，适合百米。一定要有冲动的劲头、保持自己的写作状态，有鲜活的生活积累，在艺术上一直有突破，保持好奇心，不服输，强迫自己有变化。这里面，写作也包含好多神秘的力量，说不清楚。”

贾平凹说，他认识一个农民，他说自己发现了长寿的秘诀，就是永远觉得有干不完的事情。这个农民从60岁开始每年订计划，订到了120岁，连120岁那年1月、2月干什么都有详细计划。

“写作也一样，只要有宏大的目标放在那儿，人的写作寿命就会延长。”贾平凹举例说，很多人在想法怎么延长寿命。很多动物植物繁衍了后代就消失了；有用的人才能留到世上。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有个法规，这是任何事物进化的规律。你看吧，农民有几大事，生子、娶媳、养老、送终，一说孩子也结婚了，房子也盖好了，家里双亲也都养老送终了，啥事都安排好了，没有什么挂念了，说这话就快死了。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支柱的这个人，枪打都打不死。每个人在世上都有用，我们必须真诚地活着，不能欺骗上帝。文学也是这样，宏大的目标，有“野心”，一直想下一步还有作品没完成，上帝就说这人还没完成任务，不能让他走。

《古炉》和时下的一些作品完全不同，贾平凹写书心中装着使命。“文革”结束后，有大量的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出现，但这些作品大都是从一个侧面来写，而且大都是“控诉型”。贾平凹觉得自己是个亲历者，他有某种责任。“我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自己应该把它写下来，毕竟这是小时候的事。”

贾平凹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寻找社会事件和人物内心的关系，探寻现实生存和精神生存的关系，直到现在，贾平凹也仍然习惯每年都要到最发达地方和最贫穷地方跑跑。而新作之所以名字叫《古炉》，并在封面上设计“China”，也暗含他的本意。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是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通过一个村子来写整个中国，是最大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