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章丽的耳朵：渴望寂静

崔章丽23时50分回到家关了电视不停地按摩耳根。

“小丽，小丽。”妈妈的喊声很大，可她听不见。“洗脚水来了。”直到母亲把洗脚水盆放在面前，她才回过神来，但耳痛和耳鸣声还是让她感到烦躁。

她太喜欢这寂静的夜了，只有静夜，她才显得平和，心情稳定。她有时在想，要是这世界没有喧嚣声多好。

每天凌晨4时30分起床，深夜23时30分下班。每年春运崔章丽都要经历“两头黑”的日子。

昆明站问询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崔章丽每天要在这里工作近20个小时。一张桌子，一台电话，一个窗口，1000多个电话的接听、10000多句温馨的话语送出，让崔章丽每天感到耳根发热，盼望寂静。

“您好！2月1日发往重庆的K160次卧铺票没有了，硬座票还有。”

“您好！到上海可坐K740、K182、K80次，请问您想坐哪一车次？”

1月29日，记者在问询处采访崔章丽，采访不时被电话和窗口问询的旅客打断，崔章丽的每一次回答都显得轻声细语、温馨得体。

“有时，问询的旅客电话里骂人，说话很粗野，遇到这样的人，我会很耐心，多作解释工作。” 崔章丽在间隙时候说。

“一天说10000多句话，不咋的，关键是耳朵难受，每天回到家，躺在床上，耳朵轰轰作鸣。” 崔章丽揉着耳朵说。

“春运结束后，我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睡上三天三夜。”当记者说春运结束后好好休息时，崔章丽这样回答，眼里充满对寂静的渴望。

王燕的眼睛：视力从1.0下降到0.3

1月30日晨6时，昆明站七楼洗漱间里，王燕把脸浸在冰冷的水中，一动不动。一会儿抬起头来，抹抹脸上的水，再次浸入，如此反复几次，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张冻得苍白的脸和一双充满血丝的眼。

“盯显示屏太久，眼睛就会干涩发热，还伴着刺痛，而且越揉越疼，眼药水也不能长滴，还得用‘土办法’对付。”王燕笑着走进了工作间。

王燕是昆明站综合指挥中心监控员，在她面前的桌子和墙上，矗立着大小10个电脑显示屏，播放着21个不同画面，监控着遍布全站的156个摄像区域，从早8时到第二天8时，她在这里工作近20小时。

“陈立奇，三站台东端有名小孩无人陪同，请立即派人前往看护。”6时20分，王燕发现了“险情”，她迅速拿起电台通知站台值班员，眼睛仍紧紧盯着监控画面上的小孩，直到一位客运员带走小孩。这样的事情，王燕一天会发现20起以上。

“春运期间，旅客们携带行李太多，归家之情急切，在乘车过程中可能出现拥挤和踩踏，小孩也很容易走失，我需要及时发现险情并努力守护其安全。”王燕一手熟练地切换进站口、候车室、站台等处摄像头，一手扶了扶眼镜。

“你戴眼镜多久了？”记者问道。

“1年多吧！从来到这里，我的眼镜换了多次，视力从1.0下降到0.3。”

李政菊的口：习惯性大嗓门

“请走在安全白线以内，不要靠近站台边缘！”1月29日11时20分，昆明站四站台，顺着寒风远远传出的喇叭声有些沙哑、焦急，但很清晰。看着几名旅客从站台边缘走向站台中间，远离即将飞驰而过的列车，客运员李政菊很满意。

宣传乘车安全常识，引导旅客安全登乘。从9时到现在，李政菊手中的小喇叭一直传出安全之声，未曾停息。

11时41分，李政菊守候的列车缓缓开出，这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值班室休息，2个多小时不停地说话，她端起容量为500毫升的水杯，仰脖而尽。

“春运期间，客流差不多是淡季的两倍，而且很多人是一年只坐两次火车的农民工，对车站和列车安全知识都不掌握，宣传引导更加重要。”李政菊抿抿嘴说。她的下嘴唇上有三道干裂的大口子，不停地渗出鲜血。

“有些旅客回家心切，即使离你很近也听不见你在喊什么，必须走到他眼前，当面讲解。”李政菊掏出一颗银黄含片放进嘴里，轻松地说。

李政菊说话的声音很大，让记者有点不适应，她报以歉意微笑。

“站台上很嘈杂，说话基本靠喊，成了习惯，同事们都叫我喇叭，在家不想、不敢说话，小孩子们叫我哑巴。”李政菊自嘲地笑了笑。

邱荣新的手：点钞点到很麻痹

透过售票窗口，看到的就是售票员忙碌的双手，打票、收钱、找补。

窗口的这边，售票员邱荣新面前是一台闪烁着客票信息的电脑，窗口外是一双双急切的眼睛。

邱荣新总是催促自己“快点、快点”，伴随着打票机的“咔咔”声，平均不到半分钟，邱荣新就可以打出一张票。

邱荣新平日里最爱惜自己的双手，家里刮鱼鳞都是老公的事，她怕把手弄伤，影响工作。

售票员的工作从手开始，打键盘、点钱、整理票单，都离不开手。一个售票员一天至少要卖1400张票，敲击键盘15000多次，收点的票款最多可达30万元。

春运期间，售票数成倍增长。“很多时候，都是拼命干。”工作一个班24小时，只有吃饭时，能稍事休息。由于长期使用右手，她常感到麻痹。而因为长期地点数钞票，右手拇指和食指长起了老茧。最担心的还是手受伤，就算裹上创可贴也会影响点票的速度。

快过年了，邱荣新也想收拾收拾家务，擦擦窗子、洗洗被套，但因为点票太多，红肿的食指痛得连解衣服都困难，“等春运完，再说吧。”她这样安慰自己。

肖智波的脚：每天走10余公里

1月29日4时，上了一个班的肖智波揉揉发肿的脚，换上一双宽松的布鞋，准备下班了。

从一个站台走到另一个站台，客运员的工作就是这样。为了保证站台上旅客的安全，客运员必须不停地走，平均每天要走十来公里。

肖智波工作15年来，就一直“行走”在这300米的站台上。刚工作时不习惯，脚底板上磨起水泡是常有的事。时间长了，原来长水泡的地方长起了老茧。

“不是走，就是站，最累的时候，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了。”回忆起以往的工作她说，“但为了工作职责，再累也得坚持。” 春运中，增开了临时客车，工作负荷加大，她跑得更勤了。“不走不行啊，人流大，必须及时维持秩序。”由于密集发车，她往往送完一次车，就马上赶往另一个站台。

“客流大，怕旅客掉下站台或是被来回的行包车撞上，”肖智波这样描述她的工作，“有的旅客不遵守秩序，非要走到面前对他说，他才听。”遇到这样的旅客，肖智波也很无奈。

“再多走一步，再多看一眼。”一次，一名小孩不小心跌下站台，虽然只是擦破皮，但肖智波知道如果自己当时及时到达现场是可以避免事故发生的。所以，她总是告诫自己：“再苦再累，也要保证旅客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