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保姆、小时工，他们扶老携幼，买菜做饭、洗衣擦地……在替他人解决困难的同时，赚取微薄的收入，一旦权益受到侵害，作为劳动者的他们却无法受到《劳动法》的保护，这是我国立法的空白，也是不该发生的认识误区。

——编辑手记

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法。”

“下列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四)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

河南洛阳一位五旬的农村妇女在他人家中做保姆，工作中坠楼身亡，其应获得何种赔偿，由谁承担责任？

2010年底，河南省洛阳市中级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

保姆坠楼身亡

警方调查，保姆坠楼身亡，由于无目击证人，公安机关无法作出坠楼原因的结论。

洛阳市民王平丽（化名）委托当地某家政服务中心（服务中心）为其找一位保姆，2008年5月7日，来自洛阳市农村的妇女王华（化名）与王平丽在服务中心见面了。

服务中心、王平丽与王华签订《服务协议书》约定：家政服务中心接受王平丽、王华的委托，介绍王华为王平丽从事保姆工作，雇佣时间从2008年5月8日起至2008年6月6日止，每日工作时间为8时至17时，工作场所在王平丽家中。

协议同时约定：服务中心每月收取王平丽服务费660元，其中600元支付王华工资，余下作为服务中心的管理费；服务中心负责协调王平丽与王华之间的关系，处理双方的申诉和服务中出现的问题，监控王华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如王平丽对王华的服务不满意，有权要求服务中心调换；执行带薪休息制，王平丽应保证王华每月休息时间，以便其处理个人私事及回服务中心汇报工作；王平丽与王华双方发生矛盾或其他重大事宜，不得擅自处理，应及时通知服务中心，由三方协商解决……

协议签订当日，王平丽向服务中心交纳了半个月服务费330元后，将王华领到家中。

2008年5月22日，王华按时来到王平丽家中上班。下午，王平丽与儿媳、孙子外出，王华一人在家中打扫卫生。

当晚21时25分，王平丽所在小区保安值班长接到电话，称有一女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值班长当即拨打了110。

经洛阳市警方调查，该女人是王平丽家中的保姆王华，死亡原因为坠楼。

由于王华坠楼时无目击证人，公安机关无法作出坠楼原因的结论。

一审判雇主赔偿3万元

法院判决：被告王平丽虽然对保姆的死亡无过错，但应给予死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补偿，具体数额以原告所受损失的15%为宜。

王华的丈夫周平安（化名）将服务中心、王平丽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损失20余万元。

2009年8月，洛阳市西工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服务中心、王平丽与死者王华签订的《服务协议书》包含两种法律关系，第一，服务中心与王平丽、王华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在此合同关系中，服务中心作为居间人为王平丽、王华缔约从中斡旋，虽然合同中对居间人有协调处理双方关系、处理服务中出现的问题、调换服务人员等权利义务，但并未改变该合同的性质。

王平丽认为王华与服务中心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协议的约定，服务中心与王华不存在经济关系、行政隶属关系，没有为王华按《劳动法》规定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故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服务中心与王平丽、王华之间存在的是居间关系，原告周平安要求被告服务中心赔偿王华死亡损失，没有法律依据。

第二，王平丽与王华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由于没有公安机关的尸检报告，王华死亡时间无法判断，其是否是在从事家政服务活动中死亡无从认定。虽然王平丽对王华的死亡无过错，但应该给予死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补偿，具体数额以原告所受损失的15%为宜。

被告王平丽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36301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终审判服务中心赔偿20万元

王平丽与王华未形成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服务中心在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周平安各种经济损失205706元。

周平安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周平安认为：王华与服务中心之间是雇佣关系，三方签订的《服务协议书》可以佐证，一审认定服务中心与王华属居间合同关系错误。

王华是在工作时间从工作岗位坠楼身亡。根据王平丽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事发当日其一家外出，留下王华一人在家打扫卫生。事发后，王平丽回家发现王华的手机和鞋子在家中，煤气没有关，锅已烧糊，充分证明王华是在工作中坠楼。

根据现行法律，王华与王平丽不是劳动关系就是雇佣关系，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家政服务排除在劳动关系之外，故应当认定王华与王平丽之间属于雇佣关系。

王平丽辩称：本人与服务中心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王华是受服务中心指派到自己家中工作，本人不应是赔偿义务人。

服务中心表示：一审认定服务中心与王华是居间合同关系正确。本案中雇主是王平丽，雇员为王华，服务中心不是赔偿义务人。

2010年底，洛阳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从三方签订的《服务协议书》内容来看，虽有服务中心受王平丽和王华委托，介绍王华为王平丽从事家政服务，但从协议中三方权利义务内容，以及服务中心拥有王华和王平丽服务关系终止与否的决定权来看，应当认定服务中心与王华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

王华是受服务中心的委派到王平丽家从事家政服务，故王华与王平丽之间并不构成雇佣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雇主应当对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时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在雇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能免除或减轻雇主责任。由于王华坠楼的原因并未查清，作为雇主的服务中心不能证明王华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责任。

专家：应制定“家庭劳动法”

首先在理论上要正确界定劳动关系，在适当的时候修改相关法律，扩大认定劳动关系的范围，制定“家庭劳动法”等下位法，完善劳动法的体系。

1995年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规定“……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法。”

2006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7条规定：“下列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四)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副所长黎建飞教授认为：保姆、清洁工等家政人员因为擦玻璃、打扫房间等家务活动从高层建筑坠楼的事件时有发生。根据原劳动部的有关规定，保姆与雇主发生纠纷不属劳动关系，不能申请劳动仲裁，也无法提起劳动权益诉讼，只能按照一般的民事案件提起诉讼。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主任孙德强认为：我国现在的劳动争议范围过于狭窄，制定《劳动法》时没有的劳动纠纷或者很少出现的纠纷，已经大量出现，然而却找不到救济渠道。

黎建飞表示，我国《劳动法》公布于1994年，当时的劳动关系主要指单位和职工之间的关系。法律中所指的单位大多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以“法人”的形式出现，所以《劳动法》使用了“单位”这一称呼。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单位”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观念中的单位范围日渐缩小，非规范性的单位范围日渐扩大。但是，这些非规范性的单位并未进入《劳动法》调整的范畴，劳动者与之发生纠纷，无法依照《劳动法》进行维权。比如保姆，上海有几十万人，北京仅城八区就有20万户家庭请了保姆，总数也在几十万人。这么大的人群，却被排除在《劳动法》调整范围之外。

黎建飞认为，用“雇主”和“劳动者”的概念称呼劳动关系双方比较准确。司法实践中，只要使用了劳动者的劳动力，并为其支付报酬，就是雇主。雇主不一定局限于有完整结构的组织和民法意义上的法人，还包括个人。倘若我家需要人打扫卫生，找来家政人员服务，这时我就是雇主，出了事故我应负责。

明确了雇主和劳动者的范畴，也就明确了劳动关系的范畴。劳动关系就是雇主和劳动者之间基于使用劳动而产生的关系。无论是劳务派遣，还是为他人提供家政服务，只要劳动者出让劳动力，从用人单位或个人处获得报酬，双方形成的关系即为劳动关系。

黎建飞建议，应扩大劳动争议的范围。首先在理论上要正确理解和界定劳动关系，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修改相关法律，扩大认定劳动关系的范围，同时细化《劳动法》，在《劳动法》内部对劳动争议进行规范，制定“家庭劳动法”等下位法，完善《劳动法》的体系。

只有劳动的内涵清楚了，劳动关系的内涵才能清楚，劳动关系的主体才能扩大，《劳动法》调整的范围才能扩大。

孙德强也认为，只要我们承认劳动关系不同于民事关系，劳动法律关系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劳动争议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出台规范劳动争议处理的专门法律也就成为必然。

学者：出台“家政行业劳动保障规章”

“家政行业劳动保障规章”将对家政服务合同、家政人员保险等诸多与家政服务员权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作出规范。

近年来，随着家政行业队伍的扩大，从事家政的保姆人员越来越多。

2010年12月9日，西南政法大学召开了“家政服务员劳动权益法律保障”研讨会，从会上获悉，有关部门拟推出规范家政服务行业、保护家政服务员劳动权益的法规——“家政行业劳动保障规章”。

近年多发的“保姆荒”及家政人员权利遭受侵犯后无从救济的现状，使得家政行业的立法及家政人员的权益保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据统计，全国家政工的数量在1600万到2100万之间，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其权利义务却在法律上处于不明状态，部分家政人员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伤害、打骂、虐待、性骚扰案时有发生，超时工作现象普遍存在。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明辉，曾参与制定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她认为：“家政行业劳动保障规章”将对家政服务合同、家政人员保险等诸多与家政服务员权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作出规范，但只适用于家政公司的家政人员，而不涉及零散的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其主要障碍在于部分人的惯性思维，认为家政服务人员受雇于家庭，不具备《劳动法》规定的主体资格。

希望家政行业这部保障性权益法早日颁布出台，让从事家政行业的保姆大军受到较为完善的法律保障。